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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的，手指已僵硬得不能弯。等到手挽着上面的一根立柱，迈腿跨上去，心这才落下底，可是再往下一看，心又会扑腾扑腾跳起来。”在这样的惶恐和劳累中，灾难终于降临了。一天夜里“仍然顺着水泥盖子往上爬，当我爬上最后一块，手已握住了上面的立柱，就在这时，仿佛立柱随着身子歪了下去，结果自己一倾斜，就从坝上摔了下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174页。幸运的是张英林落在了一个水泥坑的空地，才算拣了条性命，如果稍错开一点位置，那就粉身碎骨了。
后来，鬼子为了减少上坝时间，让劳工站在“洋灰盒子”（简易吊材料用的装置）里往上吊，经常有劳工被从“洋灰盒子”上甩掉，或撞在大坝上摔死。1943年8月，一次吊机事故，“洋灰盒子”碰在大坝上，20多名劳工全部摔死了，有的身子竟穿在大坝的钢筋上，其状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4页。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4）
大坝合龙时，鬼子不顾劳工的死活，带着一批劳工拿着棉被和木板等堵截江流，然后浇筑混凝土。由于水面不断上涨，水压越来越大，只听“轰”地一声，江流把人墙冲开，200多名劳工被卷进漩涡冲走了。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0页。
在丰满的劳工，每天干着12小时沉重的劳动，同时还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丰满有日本宪兵队，伪满宪兵分团、警备队、劳务股，以及数千名监工、拉杆、工头等。他们像毒蛇一样，对劳工随意打骂，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劳工头上，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人身和政治迫害。
一年秋天，有6个山东劳工在劳累和生活困苦之中，不由得勾起了思乡之情，正谈论间被拉杆发现，将6人叫出工棚外，不由分说绑了起来，然后抡起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结果这6名劳工被活活打死。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1～542页。
为了脱离火炕，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在日伪的严密看管下，逃出去的人很少，许多被抓回来的劳工惨遭迫害。据曾任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的金泽武夫在战后供认：“任职时，对当时丰满修坝工人进行了残酷统治。在这期间，我亲自或指挥部下，逮捕了大东公司及正岛组逃跑的工人300余人，并进行了毒打，因拷打致重伤者50多名。我亲自拷问10余名，然后强迫其做苦工。……并令水电局警备队逮捕所谓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余名，经过严刑毒打，送回水电局做苦工，并对这些人进行监视。这些人因劳动条件不好惨死的有3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5～186页。
日寇对被抓回来的劳工施以酷刑，其刑法有：“打棒球”，即将劳工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猛打；“冻冰棍”，冬天被抓回来的逃跑者，被扒光衣服捆在树上或木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冷水，活活冻死。“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扁担，然后两人在扁担两头压，直到扁担压折，五脏六腑被挤压碎了。即使在酷刑下没死的劳工也难逃厄运。据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鬼子把没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住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2～543页。
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所以在丰满劳工中伤病屡发，疾疫流行。劳工一旦得了伤病，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能够活下来的极为少见。
1941年，上海劳工金孝发所住工棚中，有28人因生病被隔离在小屋里，因不给医治，有19人死亡。1938年夏，在堤坝基地东侧，有3名劳工推“轱辘马”运土，连同“轱辘马”一起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滚了下去，3名劳工受了重伤，但还活着。可是日本监工硬是把他们扔进了松花江。1943年春，在火车站东8栋工棚里发生疾疫，每天都有几名劳工生病。日伪当局为防止疾病蔓延，一天清晨，突然有一辆汽车送来30多名日本警备队员，把住两栋工棚的房门，不许劳工出来。然后将汽油浇在工棚上，用火点着，硬是将工棚里的劳工当作伤寒病人活活浇死在里面。其中仅有一名劳工死里逃生。《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1页。
丰满劳工在危险、沉重的劳动和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每天都有大批死亡者。建坝初期，劳工的尸体在大坝周围就近掩埋。时间长了，尸骨异味薰天，日伪当局决定把大坝北面，距离丰满街镇约2公里的地方专门作为埋尸地。后来人们将这块地方叫做“丰满万人坑”，现为丰满陵园。日本侵略者将这块地方叫做“中国人义地”。在设义地之初，死亡劳工尚有一口薄木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或用麻袋（也有草袋）装成“套合卷”，扔在万人坑里。再往后连草袋也不给了。夏天用车把尸体拉到坑里一扔了事。冬天则进行“集中处理”，将尸体用铁丝捆住，堆在一起，存到一定数量，再用爬犁拉到“义地”。有的劳工得了重伤病，还没死也被扔到了万人坑。
开始时，尸体还掩埋一下，有个坟丘。时间长了，秃坟累累，“义地”已经尸满为患。于是日伪当局就搞了一次平坟，将浅埋或暴露出来的尸骨，集中归成大堆，挖了几个百米长，数米宽的大沟，把尸骨像扔柴火一样往沟里一扔。1974年，丰满阶级教育馆（今丰满劳工纪念馆）在发掘丰满劳工遗骨时，就曾在一条沟里发现一处平坟后的劳工尸骨堆。在尸骨堆中，有的尸骨是无头的，头颅碎裂的、断肢的、头颅上钉着钉子的，还有的张着大口，其状令人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死亡劳工的尸体基本不做掩埋，拉尸队把死者拉到沟里一扔，任凭野狗、乌鸦为死者殡葬。据劳工张海林回忆，其父得了重病还没断气，就被把头从工棚里拖了出来，拉到万人坑，张海林再三请求拉尸队长挖个坑把父亲埋了，拉尸队长硬是不准。张海林无奈，只好用几块石头压住盖尸的棉被，含悲离去。3天后，张海林不放心父亲的尸体，借口帮忙又去了万人坑，结果他父亲的尸体不仅被犬雀食尽，而且连骨头也不全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到了夜晚，万人坑里狼嚎狗叫，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3页。
丰满万人坑究竟有多少劳工长眠在这里？准确数字是无法统计的。根据前述野田茂供认估算，平均每天有2人死亡，7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从丰满劳工纪念馆多年的调查看，野田的估算显然不够。有材料认为，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294页。可以说，丰满万人坑是名副其实的“万人”坑。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见证，是人类历史上不该发生的悲惨的历史往事，值得人们很好地深思。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5）
3五顶山万人坑
这是因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事——“国境阵地”而形成的万人坑。
五顶山又叫乌尔古力山，是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东南20公里。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它是惟一的一个突兀支撑点。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关东军决定在这里修建永久性军事工事，称之为日军在东北的“陆路航空母舰”。为修建这一军事工程，关东军使用了两万多名劳工。这些劳工除一部分是从热河、辽宁、吉林抓来的之外，基本上是从关内河北、山东等地抓来的抗日武装人员和所谓“政治嫌疑分子”。他们大都被戴上“黑帽子”，秘密运到五顶山。
被抓来的劳工一旦进了五顶山就难以活着出去。当时这项工程是绝密的，就连在山外设防的伪靖安军也难进山一步。劳工的看守全部由日军担任。日军将全劳工分为区、棚、队、班。山内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每棚有120余人；棚下设有2个队，每个队4个班。每棚设一个日军小队看押，每区设有狗圈（30余条狼狗）和医务所各一处。
2万余名劳工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劳动，由武装日军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头的黑帽子，每天左手扯一条绳子行走，右手持工具，到劳动现场时帽子方可摘下，既不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更不知具体的作业地点，看管和监视极为严厉。
五顶山上的劳工是绝不会活着出山的，挖山洞、修碉堡、建秘密军用仓库等重要军事绝密工程，工程结束后全部劳工将被秘密屠杀。开山打石、筑路盖棚的劳工虽可移往他处继续劳作，但也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
日本法西斯屠杀劳工的方法是极其残酷的。富锦文化局的刘学让同志根据其调查在《白骨累累五顶山》一文中记述了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手段如下：
一是劳工“医疗所”和“狗圈”：劳工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倒的劳工甚多。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忙隐瞒，一旦被发觉（多半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去“医疗所”，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加上传染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美餐”。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上麻醉针，而后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他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是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惟一的“优待”是劳工自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分，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3个大烟分。因此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名义上“优待”，“治病”，实际上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只要3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
三是惨死于日本屠刀下：日本兵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住地食宿，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众用战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砍头。
四是掺有毒药的饭菜：一项工程结束后，日军借开“庆祝会”名义给劳工准备一份平日吃不到的饭食，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狼吞虎咽地吃下掺有毒药的饭菜，时间不长，劳工便一排排“规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