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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审判与东京审判有着明显不同。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气焰嚣张，拒不认罪，甚至公开进行军国主义宣传。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全部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这是中国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胜利。当然，我们对千余名日本战犯实行了宽大处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原谅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是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气魄和长远眼光。中国是提倡礼仪仁慈之邦，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宽大胸怀和友好意愿，对远东及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被宽大处理或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深深的感化，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如由他们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多年来一直为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不懈地努力工作。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于反人类，反进步，反和平的倒行逆施，终将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
二关东军的遗毒
关东军被消灭了，法西斯战犯受到了审判。但是关东军的遗毒仍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庇护，在东京审判中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恶未被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罪魁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一方面关东军在败亡之际，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播撒了大量细菌，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造成东北自然资源的破坏。
1关东军的余孽
前文已述，东京审判对日本法西斯重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仍有相当的战争罪犯逃脱了法网。他们潜伏暗藏下来，伺机作恶。特别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罪犯，改头换面继续干着残害人类扰乱社会的勾当。
在日本东京有个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1989年7月，在该所新址建筑工地挖掘出近百具神秘的人骨，立即震惊了全日本。由于当地是关东军第731部队的用地，所以人们普遍怀疑这些人骨是进行人体实验受害者的尸骨。虽然后来未有定论，但人们认为战后第731部队的余孽仍在继续作恶。据日本舆论界披露，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先后有7任所长，其中有5人与石井四郎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第6任所长福见，曾从病猴体内取出大肠杆菌和赤痢菌，给襁褓中的婴儿注入体内，致使婴儿惨死。第4任所长北岛正见，曾使用伤寒菌对监狱里的日本犯人进行活体实验。在日本医学界，有关血液或传染病的行业，几乎被原第731部队人员所独占。如日本血库的发起人和主要骨干，基本上是石井的旧属。有份秘密档案曾对这些“旧属”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有前第731部队专门进行细菌炸弹研制的二木秀夫博士，前第731部队实验专家笠原四郎博士等人。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5）
这些战争罪犯，战后摇身一变。挂上了某研究所或某公司的重要职务，继续作恶。如前南京“荣”字部队材料课长山之内忠重，当上了日本兴和化学公司东京研究所的所长，继续从事“药剂师”的工作。前第731部队第2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出任日本曙村潼制药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病毒过滤器械的研究。原第100部队长若松次郎，主持日本的有关细菌研究与培养的机关。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马疫处处长北野政藏，管理日本制造伤寒霍乱等细菌疫苗的工厂。此外还有任国立三岛遗传研究所所长的小熊旱，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的小岛三郎，在东京“帝国兴信社”任职的乙津一彦等人，战后都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石井的指挥下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石井四郎更是成为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掌上明珠”。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1947年1月石井被委任为东京警察的高级顾问，即与美军开始合作，将从中国带回的罪证及实验资料，交给了美军司令部。美军协助石井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借此将其原部下召集起来，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不过这次是为美国主子效劳。这样，石井所主持的研究所已经成为“美国设在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的中心机构”，积极参与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恶。
1950年美国纠合15个仆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对于美国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美国在侵略战争中连遭失败，便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朝军民。仅据部分统计，在1952年1月至2月底的一个多月内，美机在朝鲜北部散布昆虫的地域达70多个郡、市，散布次数为804次。在中国东北地区，从1952年2月底至3月下旬，不到1个月所散布的地方达40多个市、县。《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4页。
在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中，石井四郎等一批战犯助纣为虐，再次犯下了重大罪行。美国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无论是细菌种类，还是媒介物，以及播撒的手段和方法，都是由石井等细菌战犯提供的。也就是说，美军进行细菌战完全吸收了石井多年来进行细菌战实验的所有成果，采用了石井式细菌武器及其技术。不仅如此，石井等还直接参与美国对中朝进行的细菌战争。最突出的就是以志愿军战俘为对象，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
据佟振宇先生研究表明，在侵朝美军司令部内设有进行细菌战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为石井等细菌战犯配备了编号为1091号的登陆艇等设施，让其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在这艘登陆艇上，拥有38个细菌专家。其中有20人是以前第731部队长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所用设备大多数也是第731部队所创制的。当时在釜山以西的巨济岛关押有大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军经常将中国战俘带到登陆艇上，“试验他们可否有可怖的黑死病症兆”。所谓“黑死病”，又称“孙吴热”和“出血热”，是第731部队列为鼠疫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据美国舆论界报道，美军与石井合作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有时“仅在一夜里就进行了3000次之多”。美国军方也承认，“美国在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方面，有日本和德国的细菌战犯参与研制”。由国际人士组成的科学调查团，在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中，也指出“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曾3次在朝鲜战俘营，对朝中战俘做过细菌的活体实验”。
无数事实表明，石井四郎等日本法西斯战犯和关东军的余孽，在战后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与美国相勾结，继续进行着残害人类、破坏和平的罪恶活动。
2关东军细菌战之遗害
1945年春夏，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但又不甘心失败，遂决定实施细菌战，以进行垂死挣扎。此前，在1944年7月小矶内阁成立后，军部中央就决定了代号为“保号”的细菌战攻击作战计划。到1945年春，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审判材料》第100页。3月，军部中央正式向关东军下达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同时将石井四郎重新调回第731部队任部队长。根据军部中央的指令，石井命令第731部队迅速动员起来，加快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保证作为主要细菌武器的鼠疫细菌武器的生产，第731部队一方面迅速增强部队内的养鼠和跳蚤孵育的能力，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开展“捕鼠运动”，甚至驱使中小学生去捕鼠，以满足大量繁殖跳蚤的需要。仅林口支队在4～7月间就向本部送交老鼠达26万余只。《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46～147页。
虽然关东军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对苏军进攻判断失误，所以当苏军于8月9日突然发起进攻时，关东军显得手忙脚乱，作战计划无法全面实施，细菌战计划也成为泡影。但关东军仍在毁灭细菌战罪证仓皇溃败之际，部分实施了细菌战。如在王爷庙等地有计划地撒播了细菌武器，以阻止苏军前进。加上关东军在溃败时一片混乱，许多细菌武器处于无管理状态，大量散失，带有细菌的老鼠四处乱窜，从而造成了战后东北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鼠疫流行。
在第731部队本部——哈尔滨平房地区，从1946年夏开始，出现了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其主要集中地在后二道沟村、东井子、义发源屯等地，都在第731部队旧址周围。这说明鼠疫的出现完全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据记载，731部队在逃跑前夕，曾下令将装有鼠疫菌的投掷器分别投到了正黄三屯、正黄四屯和义发源屯。《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1辑，第299页。据初步研究表明，在1946～1954年的9年间，平房地区10个居民点，发生了4次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造成130余人惨死。《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1～42页。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6）
内蒙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地区是因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的又一重要地区。从1945年8月开始，王爷庙突然爆发鼠疫，直到1955年才最终消灭。其间共发现疫患者1363名，死亡1257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而且，疫患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王爷庙附近科右前旗所属的22个村屯，不同程度出现鼠疫，共发现疫患者2144名，死亡1922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不仅如此，王爷庙鼠疫还扩散到了白城县、泰来县、突泉县、洮南县和哈尔滨等地。据研究表明，1945～1947年的王爷庙鼠疫，直接或间接导致东北地区10个县旗市流行鼠疫，致使4363人染疫发病，3709人死亡《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王爷庙鼠疫流行的原因，可以肯定是由于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恶果。据档案材料记载，在关东军败亡前，伪兴安总省参议官白滨、警务厅长福地和特务机关的金川等日伪头目，分别或共同策划了细菌战谋略。他们将兴安医院试验用的鼠疫撒播出去，从而造成了王爷庙鼠疫流行。《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67页。
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中，通辽、扶余、乾安、热河等地也同时发生了源发性鼠疫。据报道，在1947年东北鼠疫患者达3万多人，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万余人，热河、扶余、乾安等地各死亡千余人。《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这种大面积同时发生鼠疫的原因，据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藩认为，是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散放带菌鼠蚤”造成的。《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虽然目前还没有对关东军在战败前实施细菌战进行调查的完整资料，但除上述哈尔滨、王爷庙等地的确凿证据之外，还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