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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藩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
王甫立命逮捕陈藩，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藩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被杀死。
窦武、陈藩的家庭及学生和有牵连者均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
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藩、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等为“八俊”，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为“八极”，称渡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踪”，“八厨”能“以财救人”。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藩“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杀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除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终。
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饱了，孟陀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你们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看到孟陀，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陀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一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陀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陀家送礼。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是永不泯灭的。
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其实，中国的学生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
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怒，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
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间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觉得讨厌，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例如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他们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时时处处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9巧忠良臣魏征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些做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匡时济世的实际本领，但他们思想迂腐，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
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对李世民说的一番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良臣与忠臣的不同。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这里也关涉到一个“大义”与“小义”的区别问题。从人的品德修养上来说，讲究“义”或是“义气”，魏征像
唐太宗果真惧怕魏征，非也，他怕的是丢了自己的江山。其实，只要怕丢江山就好办，问题是大多数皇帝不怕丢江山，这就是流氓行径了。
应该是一种美德，无论如何，信守诺言，维护正义的君子总比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小人为好。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切都为了“义”，不知通权达变，不知为了“大义”而去牺牲个人的“小义”，那就很不足取了。所以，孟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当然不是教人们胡说八道，蝇营狗苟，他是说为了“大义”可以放弃所谓的“信”和“果”，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丢卒保车，丢掉芝麻捡西瓜。
那么，按照孟子的观点，良臣不必死守一主，好女也可毁婚另觅良伴。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这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的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魏征最为典型、恰当。
的确，魏征是一位巧忠良臣。
看看魏征，对我们会很有启发。
魏征，字玄成，生于南北朝时的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徐世责力像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在各路起义军中，李密的势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于封建大贵族之家，自幼熟读史书，且卓有才华，他看到隋朝灭亡已势在所难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元宝藏的来信，拆开一看，竟被书信中深刻的见解、充沛的气势和富丽有力的文辞所吸引，觉得书信绝非出自元宝藏之手，写信之人肯定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听，才知道起草书信的人是元宝藏的秘书魏征。
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往来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