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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君上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收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让他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网罗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达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运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他经营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仅属下乘的权谋了。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往往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现象似乎在表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似乎只是权谋之术的副产品，而不是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针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哪怕具有这样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就显得太卑微、太轻浮了呢？
7“仁者”的忍术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来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大旗，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他。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做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作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十分焦虑不安，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的一位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如今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