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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武力开国与暴力固权
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盖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计，为子孙谋划。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战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的历史。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则，太子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问，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到“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问刑条例》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明太祖像
立皇帝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别人在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朱元璋手书军令
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年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发坤”读做“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处死。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
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万分小心，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头上。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统治，树立了威信。同时，他对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案，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案，这两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