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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宋史-第3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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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点起码理智的脑子都会看出这假到了西伯利亚去。用最起码的逻辑就能推算出史书里这段记载的真伪。试想面对最神圣的苍天意志,连王安石制定下的新法都被废除,那么皇帝怎么会给王安石两个手下这么大的面子,来扭转乾坤,翻转局面?
怎么可能?!
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3天,3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伯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21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63)
(2010…01…25 17:26:23)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21世纪还是31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180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飘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64)
(2010…01…25 17:30:35)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它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65)
(2010…01…26 17:22:29)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融,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稍安勿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意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意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须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份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66)
(2010…01…26 17:25:00)
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5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己不再是6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己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己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267)
(2010…01…27 17:20:39)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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