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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管怎么说,刘玄等人把这份重要的职权交给刘秀,说明毕竟对刘秀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刘玄等人的这种信任又是有保留的。
其一,刘秀看起来对更始政权是忠诚的,加之刘赐、曹竟等人的庇护,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老是冷藏人家也说不过去。
其二,在乱世之中,为一个政权收拾一个地方作都城,并不像攻城拔寨,只要把一个地方打烂就行了,而是要文以能治,武以能安。而在更始的干部队伍中,文武兼备的人才确实不多,像刘秀这样能云中射雕、席间挥毫的,更是打着灯笼难找。
其三,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重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或者说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干得再好都是应该的,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被问罪。既然这活儿一般的干部干不了,也不愿干,按惯例,就是刘秀的了。
其四,在刘玄等人看来,刘秀虽然很优秀,现在也不过是可放可收的掌中之物,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和威胁,让他多干点儿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刘秀对刘玄等人的心思也是心知肚明,没有必要、也不能把话挑明罢了。
如果把话说白了,刘秀根本没有打算得到更始王朝的绝对信任,因为刘秀根本没有打算陪更始王朝玩到底,他需要的只是更始王朝手里“光复汉室”的旗帜。真正的机会并不要太多,刘秀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刘秀接到通知,立即打点行装,召集部属,来到洛阳。
收拾整理一个城市,对刘秀来说只能算小菜一碟。但要把这个城市作为都城,刘秀也要认真对待。
刘秀迅速开展工作,整修宫殿府邸是小活儿,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软件的建设上。
他首先按照前汉司隶校尉的规格配备了自己的官署和幕僚,又迅速向各有关方面发文件安排工作,认真整顿吏治和讼狱。从工作秩序的建立,到官吏的衣着装束,他完全按照汉朝的旧制来搞。
很快,刘秀把洛阳打理得井井有条。
古往今来,人们穿衣服主要有四个目的,或者说人们的服装主要有四个作用和功能:一是遮丑;二是御寒;三是标志;四是美观。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单说“标志”,就是说衣服还有表明身份的作用。
今天,人们从衣服大体可以判断出主人的身份地位、经济条件、性格爱好。至于公家配发的制服,更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你是哪个部门、那个系统、负责什么的。比如,同在军警队伍,如果在胸前、肩上稍微变变装饰,即可表明不同的军衔警衔。
在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从干部到群众,各个社会阶层穿什么衣服是十分讲究的,因为穿错衣服被判罪甚至杀头的并不少见。谁不信,弄一身龙袍穿起来到街上走一圈儿试试。
当刘秀打扫好场子,迎接更始将士进城的时候,很多洛阳及附近的老百姓跑到大街上看热闹。
大家都想知道,更始将士勇不可当,战昆阳,下宛城,攻长安,还把王莽给切片儿,特别是跟随更始朝廷来的这一拨儿,到底是人中龙凤,还是天兵天将?
大家快看,那边来了!
我的乖乖!这……
当更始王朝的高级干部率领将士走到跟前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更始官兵仪仗杂乱无章,个个穿着五颜六色的女人衣服,头上胡乱裹着破布,简直就像刚刚打了败仗,或者抢了东西回来。
大家莫不暗暗发笑:原来如此!
昆阳大捷是他们打来的吗?
宛城是他们拿下的吗?
长安是他们摆平的吗?
王莽是他们切片儿的吗?
……
更有一些见多识广的,见更始将士服饰仪态如此不堪,认为很不吉利,恐怕有灾祸发生,像发现瘟疫一样,干脆跑向别的地方躲开了。不少有见识的人认为,只有狼奔彘突、惊慌失措的人才能至此!
而等到刘秀司隶校尉府的干部职工走过来的时候,只见他们个个服饰整洁端庄,仪态自信威严。大家非常高兴,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些旧日的老官吏,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
于是,很多人都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情,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把光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悄悄地倾向于他。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无论从理论上、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了复兴汉室的制高点。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就是这一拨人打垮了万人唾弃的王莽政权,满足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愿望。
至于具体活儿是谁干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详情。
由于全国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还很多,很多人都对一哥的岗位有想法,更始政权要想控制全国整个局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于是,更始王朝在住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政权的骨架搭建起来。
创立政权既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既需要广泛的人脉支持,更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干好的。
由于在这个王朝的高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充分发挥着作用,真正能干好这个活儿的干部几乎找不到。
这样,更始王朝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得很简单,派出许多使者到有关郡国去通知:谁先归顺就承认和恢复谁的爵位。
这也就是说,别管你是原来新莽的干部,还是拥兵自称的豪强,只要你率先投降,承认我更始政权,那么你该干啥还干啥,原来多大的官儿还是多大的官儿,原来管理多大的地盘儿还管理多大的地盘儿。
为了尽快收降各地,更始王朝给了这些使者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问题,相机行事,还可以用更始皇帝的名义任命二千石(省部级)以下的官儿。
这些使者的基本素质是很低的,他们手握超过一般钦差大臣的重权,到了地方作威作福,敲诈勒索,随心所欲地提出个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撤除干部。
一开始,更始王朝收复地方政权的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表面看来这些工作进行得很热闹,其实是完全失败了。
不久,更始干部以自己低下的素质、恶俗的作风胡作非为,很快出现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工作简单粗糙,根本没有起到巩固更始政权的作用;二是向各地深入广泛地宣传了更始干部的腐败、懦弱和无能;三是直接把各地的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物排斥出去,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看看更始的使者是怎样收复幽州上谷郡的吧。
前汉的上谷郡大体在今天河北省西北部一带,郡治沮阳在今天的怀来东南,王莽登基后,把郡名改为朔调,郡太守改称连率。
郡太守耿况是个精通儒学的文人,发现变天了,考虑到自己是王莽政权任命的干部,很是不安,就派自己的长子耿弇去洛阳打探虚实,好决定自己和家族的进退。
儿子还没有回来,更始的使者就先到了。
更始使者一来到,耿太守不知深浅,就连忙亲自出来接待,并按照规定呈上太守的印绶,明确表示了自己愿意归顺更始王朝的态度。
使者收下印绶。
按照更始的规定,使者应该查验后还给耿况,宣布承认他的太守身份和地位。但是,使者没有马上归还。
到了第二天,使者仍然没有把印绶归还耿况的意思。
印绶是地方官儿处理政务的凭信,是安身吃饭的家伙。没有印绶,官员不能处理政务,丢了印绶,官员被拿问,甚至判刑、杀头的可能都有。
郡秘书长(功曹)寇恂见势不妙,十分气愤,带上几个兵去见使者,要求立即归还太守的印绶。
寇恂不仅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个猛人,而且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
使者不仅不归还印绶,不说明理由,还打着官腔斥责寇恂说:“我是天王(更始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一个小小的功曹想威胁我吗?”
寇恂也是不世之才,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质问使者:“我并不敢威胁使君,只是认为您考虑问题实在欠周详。现在天下刚刚初步安定,新朝廷的信义还不为人所知,您奉更始皇帝的使命巡临四方,有关郡国没有不伸着脖子、侧着耳朵望风归顺的。现在您刚到上谷就不守信用,破坏归顺之心,催生离叛之意,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国呢?况且耿太守在上谷,长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爱,现在看来您要换了他。假如换的是个贤能的人,在这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会给地方带来骚扰,假如换的是个无德无才的家伙,只会更加添乱。我为您着想,还是不如把印绶还给耿太守,让广大干部群众安心吧。”
寇恂的这番话理直气壮,用大信、大义、大理,对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很有水平,也很有分寸。
这个使者如果稍微有点儿素质和政治头脑,应该顺水推舟,把印绶还给耿太守,安定了局势,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卖给寇恂一个人情。况且,寇恂是带兵来的,摆明了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但是,这个使者就是这么不识时务,既不正面回答寇恂,也不交还印绶。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不知轻重是非的庸才,要么是索要好处,或者其他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要在这儿敲一笔。
那就不能客气了!
于是,寇恂立即命令手下,以使者的名义请耿况过来。
耿太守刚一进来,寇恂立即上前从使者那儿夺过印绶,把系着大印的绶带给耿况挂在身上。
看来使者不过是欺软怕硬,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宣布任命耿况为上谷太守。
就这样,上谷郡新旧政权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由此可见,寇恂对形势的把握,处理事情的机智果敢,都是更始使者不能相比的。
他实在是个人才。
当然,他对更始的失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了。再加之早就从内心仰慕刘秀,他就加快了追随刘秀的步伐。
由此也可见,更始王朝收降恢复地方政权的工作,不过是个黑色幽默。
再看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郡的情况。
渔阳郡是上谷郡东边的邻居,更始收复它的工作没费吹灰之力。
更始派来这儿的使者名叫韩鸿,是宛城人。很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上两位老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
彭宠出身干部家庭,他的老爸彭宏曾在前汉哀帝时任渔阳太守,威震一方。王莽篡位后,下狠手收拾不听话的干部,彭宏与著名的鲍宣等正直的官员一起被害。
老爸死后,彭家生活陷入困顿,彭宠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很年轻时即在家乡出任郡机关干部,后来又任王莽大司空王邑的僚属(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舂陵子弟和原绿林军数部组成的联军。
所以,彭宠又是与更始联军结过仇的人。
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加入了更始联军,彭宠知道王莽的人手黑,怕受弟弟牵连被害,就与同乡吴汉一起逃亡到渔阳,躲在老爸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家里,暂时栖身。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