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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延到任后,一方面铸造和推广铁制农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大力兴办文化教育,规范民约民俗。
这样,几年下来,加上风调雨顺,老百姓五谷丰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礼。
不少在这样崭新社会形势下生儿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没有任太守就没有我们的儿女!”
于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为名。
这还不算,九真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时就自发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
后来,任延转任武威太守。
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他还下令,官府所有干部职工的子孙都必须上学读书。对于学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别突出的,给予破格提拔重用。
这个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广大干部群众重教重文蔚然成风,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官衙里、乡野间彬彬儒雅之士日渐增多。
这样,由于朝廷重视,并且制订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县秉持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不仅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学校还在老少边穷建立起来,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国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郡县都办起了官学。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东都赋》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这种文化教育兴盛的局面,说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
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
当然,刘秀“文以化人”的战略举措还不止这个,他还建立、恢复和完善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在匡正世风、创建文明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属于道德范畴,是社会意识形态,跟相关的制度一道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今天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完全有根据的。
如果考据起来,我们的原始先民在跟大自然既相互博弈又和谐相处之中,就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
当然,这些风俗习惯有的是健康的,值得继承发扬的,也有的是粗陋的,应该批评和放弃的。
这种健康的良俗良习历经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凝聚成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罗万象的社会准则,后世的学者称之为“礼制”。
那个时候,人们的一言一行,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要由这样那样的礼制管着。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不止,军事冲突不休,社会急剧变革,许多东西都玩完了,这种包罗万象的礼制也崩溃了,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
但是,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不可能离开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只是不要搞得太过分。
由秦至西汉初,秦礼和在其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汉礼,都是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专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其中,秦礼博采各国之长,汉礼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了变通,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
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汉礼更加完备,更加系统,也更加便于实施。
而王莽摄政和篡汉以后,出于销蚀刘汉影响,彰显新莽特色的目的,为了改制而改制,对汉礼大加增删,把不少已经约定俗成、为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
好在新莽存世时间很短,王莽搞的许多东西都很快被雨打风吹去。但是,王莽主政时大力提倡虚伪、卑鄙和残忍,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所谓的礼制也就没谁去多考虑了。
刘秀称帝之后,一直把重建礼制摆在重要位置,亲自倡导和主持制订覆盖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仪制度。
所以,他在位期间,汉礼得以浴火重生,并且结合实际得以与时俱进,重新得到发扬光大。
《后汉书》等史籍所记录的汉家礼制大约三十种,多是刘秀亲自厘定。
推行经学治国,至于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商量,甚至可以共同发展;大力提倡教育,至于官学还是私学都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相得益彰,总之,只要能够牢固确立帝国主流文化思想、提高国人人文素质即可。
结束语 雄主之道,归于文化
本文写到这儿,应该收官了,我们用老百姓的视角浏览了刘秀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辛苦求学,从回乡种地到扯旗造反,从投身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疆场到在武攻文卫、纵横捭阖中总揽权纲,基本上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
但我从头看看,又觉得意犹未尽。
在收官的时候,理一理思绪,把刘秀之所以能够雄主天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原因总结,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把刘秀在学习、打仗、用人、治国等方面的与众不同之处抽象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这样做很困难,因为历史已经无法改变,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因人而异,常变常新。
一切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值得人们玩味的东西,包括已经和正在远去的历史。当拂去历史的灰尘,拨开时间的浮云时,我们期望发现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和社会变化背后的文化。
一切都在变,唯有社会推进、时代变迁结晶而成的文化难以磨灭。
文化承接过去,铺设未来,融入国人血脉,指示社会演化,让我们无法拒绝。
刘秀,对中国政治文化有独特贡献,非常值得人们长期审视,深入探究。
探究文化,我们需要摒弃浮躁,平静心态,用心体会。
雷振,男,汉族,生于1965年,安徽宿州人,现为安徽党政干部。自幼喜欢历史,潜心研究汉史二十多年,读书笔记达八十余万字。
大学毕业后,雷振在省、市、县直机关工作二十多年,了解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历史,从另一角度说,也是一部政治利益关系调整史和政治权力运行史,本书则是真实历史和作者政治经验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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