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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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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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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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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谁想玩点猫腻，耍点手段，是比较简单的，亦即“容易忽悠”。
比如，西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著名的吕雉死后，她的娘家人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积极筹划发动政变，忠于刘汉的太尉周勃想站出来收拾他们。
但是，老周虽然贵为帝国军事首长，能力很强，威信很高，没有皇帝的授权也并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当时，朝廷的所有大权都完全掌握在老吕家手里，整个中央部队，包括北军、南军，都被老吕家牢牢控制。就连小皇帝惠帝刘盈，也在老吕家的把玩之中。
吕雉精通政治，了解军队在国家出现不正常情况时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安排自己的娘家侄儿吕产、吕禄分别掌管南军、北军。
临死时，她特别交待这哥俩儿，一定要始终牢牢地把部队抓在手里，特别是中央部队，就是连自己的葬礼也不能来参加，就待在部队里，以免给人可乘之机。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老周要想让刘盈授权自己对老吕家动武，简直毫无可能。
老周毕竟是老周，他对帝国的军事业务太熟悉了，军事业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及其长处短处，包括管理上的漏洞，他无不了然于胸。
既然不可能得到刘盈的授权，老周决定走捷径：直接拿到皇帝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
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替皇帝保管虎符的大臣是纪通，纪通无论在工作关系上还是私交上，都跟自己十分亲近。
接下来发生的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被老周像玩把戏一样给演绎出来了。
老周跟纪通要虎符，说自己急用。纪通巴不得把自己跟老周的关系再弄得近乎一点，立即把虎符献上。
老周拿到虎符，进入并且控制北军，随即又控制南军，接着再捕杀老吕家的男女老少，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这种军事制度下，吕雉和她老吕家百密难免一疏，无论怎么整都难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这种军事制度下，无论老周这样的英雄还是其他什么狗熊，想忽悠一把都是有机会的。
其实，刘秀早年起事前，也是想钻军事制度的空子忽悠一把的。
公元7年9月，东郡太守翟义、郡尉刘宇利用秋季操练本郡兵马的机会，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很快得到广泛响应。
这次起义虽然不久被王莽镇压下去了，但揭开了大规模武装反莽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反莽的斗志，使很多反莽的地方干部焕发了斗争的激情，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这一年刘秀才12岁，正跟着叔叔刘良在萧县读书，身边不断发生的这些事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如果谁对世道看不惯，甩开膀子跟朝廷动武，一切皆有可能！
公元22年10月，年已27岁的刘秀跟李通几个约好，打算利用秋季举行都试阅兵的机会，劫持南阳太守甄阜和郡尉梁丘赐，控制南阳地方部队，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只是，事情提前暴露了，他们没有忽悠成。
因为这个流产的计划，老李家惨遭灭门，刘秀痛彻心扉。
在中央和地方多处设立部队，多层次管理，让很多人手里拿着刀，是很难控制的，是非常危险的！
刘秀对此既有理论上的高度认识，也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刘秀登基不久，就开始收缴别人的刀，保留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