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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精通儒学，熟稔社会，俯仰天地，体察人心，对社会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见识，这使他在想问题、办事情时，往往能够从大处、宏观处着眼，而从小处、微观处入手，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他打仗也是如此。
在平时的基础上，他每一次战斗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敌人的背景、资源、部署、位置和动向，千方百计地掌握战斗的人心向背、山川地形、气候变化，同时有针对性地挑选自己的将帅，对自己的人马以及其他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比如公元24年冬天，在派邓禹尾随赤眉军西进时，刘秀是极其重视，极其慎重的。刘秀就西进的战略战术，对邓禹也交代得非常清楚。
邓禹一开始也执行得很得力，所到之处打的是组合拳，军事攻伐和政治抚慰都很成功。
只是不久，邓禹自恃刘秀的器重和自己的谋略，自行其是，屡屡不能遵照刘秀既定的安排，连吃败仗。
刘秀虽远在洛阳，但对长安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洞若观火。不久，刘秀果断以冯异取代邓禹，很快掌握了西线的主动权。
邓禹先顺利后失利，冯异始终把握主动，以及赤眉军祸害长安，向东溃退都表明，刘秀对战争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2．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要害。
打蛇打七寸，斩草要除根，说的不光是农家地里的活儿。
擒贼先擒王，说的也不光是部队剿匪和警察抓小偷。
哲学家说，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刘秀打仗，就善于把握敌人的要害，集中优势兵力搞定。
这几乎体现在他整个戎马生涯之中，即便公元23年6月血战昆阳时，他也这么想，这么做，并不例外。
在昆阳城西直接冲击莽军的指挥中枢，则是刘秀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敏锐地盯准了敌人的要害。
在此后历次战役战斗中，如果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刘秀就想办法指挥部队运动起来，把敌人的阵线拉开，再形成自己在局部的有利形势，形成相对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如果敌人较少，他也不会掉以轻心，调兵遣将，形成自己的绝对优势，集中打击敌人。
在他看来，所谓四两拨千斤，所谓以少胜多，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不值得推广的。
3．灵活机动，兵以神速取胜。
水无常态，兵无常法。刘秀出手，对手往往还没有找着头绪，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或者脑袋落地，被砍得溃不成军，或者全军覆没，也难怪时隔将近两千年，人们还对他赞不绝口。
当年的昆阳血战，在费尽辛苦搬来千把个哥们儿赶到城外时，刘秀略施小计，安排一位联军战士伪装成从宛城赶来报信的信使，还故意把伪造的联军取得宛城大捷的信件掉在两军阵前。
狂妄而又虚弱的莽军官兵见信当然很是恐慌。
绝望而又恐慌的联军官兵知道了当然很是振奋。
至于刘秀率领几千个哥们儿从城东转到城西，渡河攻击莽军的指挥中枢，则是刘秀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得意之作了！
如果不是确有其事，谁也不相信刘秀敢这么做。
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这三千个哥们儿要旅游，就是最优秀的导游也带不好他们。但是，刘秀不仅这么想了，而且果断地这么做了，还做得很成功。
千古弈局，已成经典！
4．靠前指挥，身先士卒。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刘秀的满腹韬略和步步胜利固然来自于他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但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秉承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作风，不断地从实践中提炼认识，总结经验，形成战略战术，再不断地把自己的战略战术运用于实践，来修正完善，取得胜利。
表现在打仗上，刘秀常常亲临作战前线，直接指挥。
当然，登基之前，由于还是一介草民，或者一般干部，多是奉命行事，或者是被王郎之流撵着打，也就无所谓亲临不亲临了。但是，自登基之日起，直到剿平公孙述，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秀一边主持帝国初创时期无数的公务，一边亲临前线十多次，几乎亲自指教、指导、指挥了扁倒每一个割据者或者竞争者的战争。
有细心的史家翻看了刘秀当年的工作日程记录，不妨摘要罗列一下。
公元25年7月，刘秀登基的第二个月，派遣首批任命的干部大司马吴汉率领11位将军围攻洛阳，他亲临怀地指挥。
公元26年8月，刘秀亲自率军征讨五校。
公元27年正月，刘秀亲临宜阳，现场指挥制服收降赤眉军的最后一次战斗。紧接着3月，他又来到堵阳，指挥剪灭叛将破虏将军邓奉。
公元28年，刘秀多次亲自动手扁人。5月，他先到元氏县，后又来到卢奴，指挥对叛将张丰的围剿。7月，他移驾寿州（今安徽寿县），指挥大军围歼割据称帝的李宪。12月，他南下黎丘（今湖北宜城北），指挥消灭秦丰的收官之战。
公元29年，刘秀很忙，但还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亲手扁人。6月，为了解救在对阵董宪、庞萌之战中被围困在桃城（今山东兖州境内）的汉军将士，他亲临一线，跟吴汉、王常、盖延等高级将领共同谋划，他还披挂上阵，带领将士取得了胜利。7月，他乘胜进军，在今天山东枣庄一带大破董宪部队。10月，他进军临淄，指挥对张步的战斗。
公元32年春夏之交，为了加快剿灭隗嚣的进度，刘秀率军抵达高平，跟窦融会师，推动大家抓紧时间扁老隗。
公元34年8月，刘秀进驻长安，指导部下围歼老隗的儿子隗纯，用了几十天时间即彻底消灭老隗的残余势力。
……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并不是醉心于具体事务的人，也不是对手下干部放心不下，戒心太重，他对人对事在火候上、分寸上把握得非常精准。
他的出马往往是在战争的节骨眼上，或者是在开始的时候谋划方略，动员部署，或者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解疑鼓动，调配资源，或者是在关键环节上交待政策，指点迷津，结果是事半功倍。
他在前线出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威慑，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深入准确地了解一线情况，及时完善作战方案，调整动作风格，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工作失误和指挥失灵。
这样，刘秀精于用兵，敌我双方都称之用兵如神，使他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刘秀之所以能够始终牢牢掌控军队，不仅在于他有权力，身为一哥，口含天宪，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而且在于他有威，是顶尖的军事理论家和活动家，百战不殆，广大指战员对他口服心服。
有权力可以迫使别人服从，但不能让人自然地服气；有威信可以让人心里服气，但不能自然地承担起团结带领人们的重任。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而有威信的人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平台，才能号召众人，贡献社会。
有生之年，刘秀在军事上的权威是无人企及，也无人匹敌的。
善于治军，将士用命——打造一台超强的战争机器
如果说政治挂帅使刘秀把住了军魂，精于用兵使他建立了权威的话，那么，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则使帝国的军权和军队真正成为他手中总揽权纲，雄主天下的利器。
这对于一哥来说，是个极端重要的课题。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一哥或者是一哥候选人没有重视这个课题，或者在这个课题上玩火，结局是惨透了。而当醒悟过来之后，他们连肠子都悔青了。
当然，也有不少哥们儿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队伍建设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刘秀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很光明磊落。
第一，刘秀善于驭将，培养使用了一批能征惯战、素质互补的指挥员。
古往今来，战争是人类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竞技场，是人类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最集中反映。
在这个血雨腥风的竞技场上，各种英雄、狗熊集中表演，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不择手段地攻讦撕咬，千方百计地追求名利，在胜王败寇的规律支配下，有的功成名就，洋洋得意，有的身败名裂，随风飘去。
在这个残酷的竞技场上，时人、史家注意最多的，是这些性格鲜明、智勇兼备、建功立业的砍人高手。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或起于草野，或出于官宦，或者像刘秀那样本来打算读书做官。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或建功立业，或追求富贵，或者兼而有之。他们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或托身官府，追求“正统”，或投靠豪强，有奶就是娘，或胸怀鸿鹄之志，打仗只是手段。
他们用不同的动作风格，演绎了风格不同的人生活剧，或者没于烟尘，或者垂于青史，任人评说。
在靠拳头说话的时代，拳头当然要比嘴巴更引人注意。
在逐鹿中原，雄主天下的征程上，刘秀麾下聚集了不少这样动作生猛、表现抢眼的砍人高手，“将帅人才”。
刘秀自从血战昆阳名声大震之后，前来投奔归附的徒弟、粉丝络绎不绝。
即使在河北鏖战地方势力，较量宗室赝品王郎的艰难时期，仍然有不少哥们儿抛家别业，奋不顾身地赶来。
当然，登基之后，干部队伍建设走上正轨，高级将领的来源更有保障，培养使用更加规范。
1．刘秀知人善任，努力创造一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政治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使宝贵的干部资源始终处于最佳配置状态。
吴汉、岑彭、耿弇等是帅才，长于攻坚，刘秀往往把最惨惧的杀伐任务交给他们，几乎是所有重要的战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冯异、寇恂、耿纯等文武双全，刘秀安排他们打好组合拳，开辟根据地，冯在关中，寇在河内，耿在东郡，砍人，爱民，治军，理政，都取得不俗政绩。
来歙长于外交和用间，祭遵、杜诗执法如山，刘秀也能够用其所长。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是用人的最高境界。
2．刘秀待人以诚，对将帅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刘秀无论对待敌人，如隗嚣、公孙述，还是对待朋友，如大批的粉丝、徒弟，所表现出来的诚恳，别说帝王将相，就是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刘秀在降服铜马前夕，拿下邯郸，砍了王郎，他的部下在清理王郎伪政权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大批自己人私通王郎的信件，内容多是讨好王郎、毁谤刘秀、探讨助王灭刘之计的，达数千封之多。
现在端了王郎的老窝，这些私通王郎的人自然惴惴不安。
如果借此清洗异己，或者说搞点什么猫腻，玩点什么小动作，可以说是绝好的机会。
但是，刘秀对这些“通敌铁证”连看也不看，把各位将军召集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烧个精光！
他说：“这下就会让那些因为通敌而惴惴不安的人放心了！”
他这么做，固然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由此反映出的他诚恳待人、虚怀若谷的恢弘气度，绝非一般的政客和兵家所能及，也历来为史家所褒扬。
由于能够待人以诚，刘秀对部下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看中谁适合干某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