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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
皇帝为什么善待厨师
洪武帝登基后分封自己的一大帮儿子为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你老子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施。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额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大部分开国帝王没有成功前，能和战友一起称兄道弟，彼此间有友谊。可一得天下只有君臣之分了，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严子陵不应光武之召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榻而卧，保留一份较为独立的尊严。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这样做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历代帝王为了驾驭手下的大臣，琢磨出很多办法，有明太祖这样找个理由诛杀的，也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 一句话，软办法也好硬办法也好，都是为了提防那些替自己打江山的能臣有二心。而对身边的仆人，大多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
朱元璋善待厨师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侍食、侍寝之人，离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能直接威胁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儿时在乡下听老人讲，过去的地主在农忙时雇短工给自己收割，让他们吃得不错，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吃粗粮。看上去对别人比对自己的人好，地主似乎很仁义，仔细分析则不然。自己财产妻儿有份，可以享用继承，因此他们有勤俭节约的义务，节省下的钱他们也有份。而雇工纯是拿钱干活，财产增益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仅仅出卖劳动力。因而要让他们卖力气干活，就不能怠慢，否则人家可能趁东家不注意，给你偷工减料。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弄起权力来，政权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武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打着皇帝的旗号不断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的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无他，帝国专制使然！
收养义子是很划算的买卖
小时候看《隋唐演义》时，对第八条好汉、忠心耿耿保大隋江山的靠山王杨林，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武艺，而是他广收义子。他一旦看到哪个年轻将领武艺、智谋出众，是可造之材，就将他收为义子。连后来大唐功臣秦琼也做过他的十三太保。
我们去关帝庙，会看到关帝塑像背后站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贴身保镖周仓，一个是他最器重的儿子关平。——这儿子也是关羽收养的义子。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地义军将领有收养义子的习惯。朱元璋收养的义子，见诸史册的不下十余人，如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辉、朱文刚、朱文逊、徐司马、真童、金刚奴等等。
朱元璋最有名的两个义子，一个是外甥李文忠，一个是世代镇守云南边陲的沐英。朱元璋从皇觉寺出来造反，是做提着脑袋吃饭的勾当。家中亲人的死活也没法顾及。在天灾加兵祸的时代，朱家的兄弟姐妹差不多死光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已经自领一军、羽翼丰满了，那一年他的侄儿文正、外甥文忠来投奔他。他的姐姐、哥哥都死了，两个孩子能找到手握兵柄的亲人，便有了活下来的希望了。当时外甥十四岁了，连个大名都没有，大家叫“保儿”，他牵着朱元璋的衣服玩耍——大概怕这个舅舅走掉了吧。一向严酷冷漠的朱元璋也感叹道：“外甥见舅如见母也！”战争年代正需用人，上天把已经快成年的侄子、外甥送回来，自然会加以好好培养，作为倚重的将领。
古代的将帅大多喜欢收养义子。分析其原因不外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人和人的亲密程度是靠血亲或姻亲维系的。在残酷的战场上，这种关系就更为重要，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自己的儿子是最放心的。可是一个人生育能力有限，就是广纳妻妾，也不可能太多，而且不可能一一养活。朱元璋生了几十个儿子，已经是很了不得了。况且这些儿子要么年龄太小，要么有可能是个纨绔子弟，不能堪当大任。尤其是军旅中，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老爸有点于心不忍。乱世用“物竞天择”的规律给筛选一遍，而那些乱世中能幸存的孤儿呢，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长大，生存能力极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培养成担当一方大任的将军。他们父母早亡，四处流浪，只求能有口饭吃，苟全性命而已。又因为受尽了颠沛与欺凌，对别人给的恩惠格外感念。一旦被某个头领收为义子，大多会誓死效忠。后人评价元末头领广收义子，是“以为将帅之储备，或为监军。皆看中其忠诚度”。
认干爹、收义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很普遍的现象。实际上是将没有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