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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在外交上把第二次鸦片战争消于无形到也是个好办法。”李富贵一个人坐在那里陷入沉思，虽然他觉得中国现在如果经历一场大败的确有可能被惊醒，不过也不能说就没有别的办法，圆明园的耻辱在李富贵看来比七七和九一八都要来的利害，因为火烧圆明园与庚子赔款的数目一样就是要侮辱你，同样是侮辱如果说九一八时被人抢了东西的话圆明园和庚子赔款就算是被打了耳光。
“我就最后在努力一次吧，”李富贵找来文书准备写一道秘折给皇帝，他要把当前的国际形势仔细的向他剖析一番，希望咸丰能明白现在是与侵略者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前一阵子包令听从了李富贵的建议现在应该还正在渤海一带转悠呢，现在与他们进行谈判作出适当的让步应当能够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折子里李富贵把话讲得相当明白，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劣势毫不讳言，李富贵不知道这个皇帝看到这样一篇实话实说之后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反正他现在也不是很在乎咸丰的态度。
那些英国人的沙龙之上现在一片凄惨的神态，李富贵为了打听印度的事情现在经常往他的英国朋友这里跑。这些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佬绝大多数在印度都有不小的产业，现在起义的烽火很快向印度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蔓延，让他们又怎么不焦躁万分。
“真的是由于子弹上涂牛油和猪油才激起兵变的吗？”李富贵始终不太相信这样一个理由，虽然历史课上也是这么说的。
“是。”汤姆逊叹了口气，他虽然在印度并没有生意，但是他的夫人现在正在印度旅行，所以他同样心急如焚。
“这帮家伙的宗教情绪这么高？真是想不到。”李富贵当然知道作为新式弹药上面必须涂的油脂从工业的角度上说没有什么比猪油和牛油来得更经济了，就这一点来说李富贵也不能接受让军工为宗教信仰让道的观点，不过如果手法巧妙一些，事先作一些准备也不至于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吧。“那这群暴乱的士兵不肯用涂猪牛油的子弹他们拿什么造反呢？”李富贵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还能用什么？当然还是那些子弹。”汤姆逊没好气的回答。
“看来说到底并不是宗教问题，应该还是利益问题。我是个带兵的，士兵心里想些什么我倒知道一些，你们英国人有没有克扣军饷、体罚士兵的现象？”
“应该是有吧，这也没什么，对付这帮土著就是要厉害一些。”
“可是就我所知已经有二十万这种土著拿起了武器，您不认为应当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吗？”
“大英帝国会惩罚那些暴徒的，”汤姆逊骄傲的回答，“我们可能会面临成千上万那些野蛮土著的进攻，我们也会被他们打的措手不及，但是我们会挺过去的，我们拥有他们所不能比拟的东西，我们将以无比的勇气去打退他们，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不会放弃。”
听了汤姆逊这番宣言李富贵不禁一愣，这个人刚才还唉声叹气的担心他妻子的安危，可是现在一下子又变得慷慨激昂起来。这不由得使李富贵回想起我们以前对这些侵略者的描述，在那里侵略者都是一些胆小的家伙，在人民群众愤怒的海洋当中瑟瑟发抖，环顾周围，这些人如果真的被放到那些愤怒的印度士兵当中去他们的确会害怕吧，可是几个世纪以来就是这样一群胆怯的侵略者跨过海洋、高山、沙漠，征服了难以想象的土地。
“或许他们并不是不勇敢，他们只是知道把勇敢用在什么地方。”李富贵这样对自己说道，“他们的勇敢都用在了对利益的追逐上了。”
同时汤姆逊的话让李富贵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历史书上都是这么告诉我们大家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而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对于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来加速清王朝的灭亡李富贵并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他自己心里打的也是这个主意，但是他对前面的论断现在感到了一些怀疑，按照他的记忆在与现实对比义和团虽然在规模上与印度大起义不上上下，但是其猛烈程度则大大不如，从那些英国人的口中李富贵得知大部分的印度土兵都已经加入了起义，义兵所过之处英国人的庄园、兵营都遭到摧毁，而相比之下义和团联东郊民巷都攻不下来就是在有些让人汗颜了，可是奇怪的是愚蠢的英帝国主义者竟然没有因此而意识到印度人民含有的无限蓬勃生气，而最终得出印度是不可征服的结论。李富贵心中隐隐觉得或许我们都小瞧这些侵略者了。在真正的利益面前他们从来就不会轻易后退的。
二鬼子汉奸李富贵 第四章 李鸿章的台湾
连云港的法律改革在那个特殊的委员会的努力之下终于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条文，作为一个试验品它并没有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这套法律所覆盖的范围主要是那些犯罪造成的损失都很容易核实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诈骗、使用伪币，当然也少不了乱倒垃圾，这些李富贵早已知道，不过委员会把拾金就昧也列入了违法的范畴这多少让李富贵有些意外，按照他的观点现在用这样的道德水准去要求老百姓似乎太高了一点。委员会的理由也很充分，在他们看来这套法律最有力的一点就是它对轻微犯罪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但罪行变得严重之后它的效果也就随之下降，当犯人必须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新法律与老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一点李富贵倒是深表同意，死刑是一种绝对化的东西，而兵家对绝对总是没什么好办法。由于新法律的这种特征所以它更多的应该被拿来预防犯罪，也就是说任何微小的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都可以被纳入这套法律当中，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人当他向犯罪的深渊迈出哪怕最小的一步他都将会面临与之相应的惩罚，在委员会看来这对匡扶人们的道德实在是善莫大焉，因为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时时刻刻的面对各种诱惑，当一个人向不道德的方向迈出那么一小步他将面对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完全不存在的风险，这使得人们总是处在一种不稳平衡之下。看到这一处李富贵不禁联想起他前世的一些小事，李富贵曾经收到过一张十元的伪币，在发现了这张钱是假钞之后他并没有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把它找机会花出去，最后这张钱进了一个卖报老头的口袋。现在想起这事李富贵不禁有些脸红，但是在当时这个决定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除了使用百元假钞可能会给自己引来一些麻烦之外，其他的假钞在使用上的确没有风险，就算被发现了也不过是被要求换一张，而最终这些钱会流到那些道德水准较高不愿意坑害别人的善人手中，而他们也就是这些伪钞的真正受害者。
看到这里李富贵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报案率，抢劫一般是百分之百报案，可是盗窃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当事人都是自认倒霉，而像收到伪钞这样的事即便是那些不愿使用假钞的人一般也就是销毁了事，这样的话犯罪的统计将不太准确，这个问题让李富贵皱起了眉头，不过下面的条款中立刻就为他做出了解答。委员会充实了李富贵〃恶有恶报’的指导思想，把〃善有善报’也加了进来，在这套法律条文中创造了一个先行赔付的概念，原来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犯罪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将有罪犯支付，那么作为罪行的受害者们就不应该承受损失了，就这一点的可行性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对犯罪造成的损失由执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确认后进行先行赔付，当然同时制定了报假案的赔率，那是一个高得吓人的天文数字。
这个想法让李富贵感觉实在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这种体系下如果他再一次收到十元假钞，他就可以拿着这张纸到警察那里报案，而警察在记录报案人的资料以及案发经过之后就会赔一张真钞给他，“会不会太理想化了呢？”李富贵有些不敢相信中国真的能变成他们规划的那个样子，“这个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那有这么好的事？” 但是当他看到后面列出的极其严谨、复杂的确认程序李富贵不觉笑了，“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不过是画个饼让大家去抢而已。”
根据委员会的设想犯罪赔率一年计算一次，因为这种计算会大量的使用各种统计数字所以年终总结是最好的时候，不过现在只是统计了三个月的各项纪录，李富贵扫了一眼后面列出的各种犯罪的赔率，似乎犯罪行为越轻的赔率越高，这可能和轻微犯罪难以破获有关，这里面最高的就是拣到钱眯起来，赔率竟然高达一万，实际上根据委员会的统计数字一万还是轻的，因为在统计区间内就没有一起拣钱不还被抓住的例子，所以理论上说它的赔率应该是无穷大。“我在马路边拣到一文钱，把它交到捕快叔叔手里边”，李富贵一边笑一边唱，“要是拣到一文钱还真要赶快交到警察叔叔手里啊，不然被当作拣钱不交那一文钱七乘八乘的恐怕要罚八、九两银子，这样的赔率谁还敢去拣钱，看来他们的目标还真是路不拾遗。”在看到后面的举报奖励制度之后李富贵又翻到前面的那个一万的赔率上，“起码应当给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不是。”于是提起笔来增加了这样一条，任何一个案子被报告之后都应当有一个公示，上面列出惩罚力度和举报的奖励然后给出一个期限限时自首，对于那些自首的惩罚就不再乘赔率了。
“想的是很好啊，就是不知道实行起来怎么样？先用着看吧？总不会比大清律差吧。”
***
李鸿章在五月的一天急急忙忙的赶到上海，他早就听说上海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商界大会，现在他治下的台湾可是百业待兴，而李鸿章在皖北、苏北的经验告诉他招商的重要性，所以他早就急着想到上海来，可是偏偏林东江起义还差了那么点尾巴没有收拾好，他实在走不开，所以拖了一个月才算是把手里的事处理完向督抚请了假急急忙忙地赶到上海，结果只抓住大会的尾巴。
这次见面李富贵对李鸿章的态度真诚了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次李富贵“身陷囹圄”的时候李鸿章曾经站出来帮他说话，另一方面是因为李鸿章这段时间在福建干的的确不错，尤其是台湾的建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