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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出征， 治无常处，就以在野外搭起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就是缘此发生的。起先是幄幕被称为幕府，后来高级一点的军政大员官署，也都被叫作幕 府了。从秦汉直到隋唐，凡一个方面的军政主官，都有按一定程序自行聘用秘书、参谋、副 官性质佐员的权力，这种人就可叫作幕僚了。比如大诗人杜甫就曾被节度使严武聘入幕府当 参谋，叫“节度参谋”，但是又在京朝挂个虚衔，叫“检校工部员郎”，因此人们常叫他“ 杜工部”，其实他压根儿没去工部上过一天班。这里头有无讲究呢？当然有，如果你真是吏 部除授的职官，就有一份编制内的俸钱，退休后还可以打个折扣地领下去；但你这个节度参 谋 是严武私聘的幕僚性质，不在正官系统，对不起，这一笔俸钱得由严武自己从节度使办公经 费中开销了，退休后亦无折扣俸禄可享，那就怪不得杜老夫子晚年潦倒食物中毒而死了。
这一比，也就把幕僚性质的佐员和在正官编制里的佐员之区分凸现出来了，前者是吃主 官私人的料，形成了一种幕主与幕宾的关系，他们的荣辱升降，全系在幕主的官运浮沉上， 所以大都只知幕主而不知朝廷；而后者，是吃国家的俸，和主官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能否官 运亨通，当然与领导对你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还得落实在考核、升黜等一套制度上， 从利害上着眼，自然是先有朝廷，后才是长官了。这种现象普及开后，在中国官场里形成了 一种双轨现象：幕与府分离，府是冠冕堂皇的议政场所，幕是主官私人的小班子，决策于私 幕，施行于府署。《世说新语》上晋朝时大臣谢安与王坦之常找权臣桓温讨论公事，桓温让 亲信郗超躲在帷帐后偷听，风动帐开，谢安大笑说，“郗生 可谓入幕之宾矣！”这句话可算是把幕僚身份虽然低微但却可以参预机要的实质点透了 。北宋建国后，太祖赵匡胤为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专门针对这种幕僚现象订了个制度，无 论哪一级衙门，凡记室（秘书）、参谋一类幕职，概由朝廷委派，不许主官私 聘。从此，幕僚又还原到正官系统内。
降及明清，尤其是清朝中叶以后，情况又起了变化：地方衙门中吏胥盘结，凭他们通晓 办事律令、格式和成例的资本，蒙骗乃至挟制官员，而那些一榜两榜出身的官员，做八股文 头头是道，做“亲民之官”则昏昏如也，要挣脱这个网局，非得找人帮忙不可；至于更多的 靠世袭、保举甚至是花钱买官做的人呢，有的连字也识不得几个，那就更窘了。比如独逸 窝退士所辑《笑笑录》上，谓汴中有个由九品杂职慢慢保举到知县任上的老爷，全不懂坐堂 规矩。第一回升厅审案时，刑房书吏事先准备好了一张传讯当事人和证人的名单，依公文格 式，起首照例是“计开”两字。这位老爷不通，惊堂木一拍，先用朱笔在“计开”两字上点 了 一下，喝令“传计开”。那刑房书吏肚子里好笑，又不便说破，竟诡词答曰：“计开未到。 ”这一案审过，又审下一案了，名单上还是“计开”为首，老爷又用朱笔点传，书吏仍以“ 计开未到”为答。老爷大怒云：“今日两案俱是‘计开’为首，乃敢抗传不到，明系差役买 放！”马上就要请快班公人吃板子，急得捕快大叫“计开不是个人！”还有比这好歹识“计 开”两字更次一等的，如明人冯梦龙所著《笑府》，谓某县丞纯粹是个文盲，凡买东西，都 画个形状在账簿上。有一天知县来丞厅有事商量，恰巧县丞走开了，知县看见摊在公桌上的 账簿，左看右看不懂，就用朱笔一行一行抹去。这时县丞回来了，只见账簿上多了那么多红 杠杠，不由发急：“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这种货色，可怎么做官办事呢？再 进一步说吧，即便是一些很精干的州县官员，面对繁剧的征赋审案、发役科派等事务，也有 不胜其劳的感受，稍有差池，轻则吃训，重则丢官，况且好多可以额外捞钱的事，也需要保 密才行，哪能事事自己出头呢？好，正是以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催发了幕僚现象的再度 兴盛。——当老爷的自己花钱聘用私人，我做官，你做事；又因为你是我花钱雇来的，所以 你做事，我放心，也成了衙门里的“自家人”。
闲话绍兴师爷（2）
州县衙门对幕僚需求的增长，为大批科场上的失意者提供了新的出路，不做官也能进入 官场，这就是做幕；又因为幕僚不拘出身，不限资格，不受官制礼仪束缚，一上场就能介入 机要，受到幕主信赖和重用，因而也有不少已经取得秀才、举人资格的人，也宁肯视此为早 日历练或飞黄腾达的捷 径。比如左宗棠就是做幕有功而经幕主保举升上去的。做幕也有专门学问和师承关系， 通常是跟着已经当上幕僚的人进衙门实习，边学边做，出师后再由老师向当官者推荐。假如 双方条件谈妥了，就订一个契约，叫“关订”，上面写明聘用期限、所负责任和报酬数目， 就同 请家庭教师差不多。建立过“关订”后的幕僚，身份比吏胥和家人都要体面，尊称为“师爷 ”或“老夫子”，又因为他们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家人差不多，往往随着老爷的任免漂 泊四方，所以做幕又有“游幕”之称。
何以幕僚又有“绍兴师爷”的外号呢？原来幕学也分专业，州县衙门的主要公事之一， 是审案断狱，所谓“刑名”之学；而攻此专业者的籍贯，又多为浙江人，其中又尤其以绍兴 人为多。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是讲究乡谊和援引的关系，最后形成了 一个地域性和专业性均极强的帮派。从《越中杂识》、《广志绎》等史书来看，早在明朝时 ，绍兴文人学律做幕已相当出名了，徐文长（渭）是著名的书画大师，也是著 名的绍兴师爷。进 入清朝后，“绍兴师爷”更是遍于天下州县，不少本非绍兴籍的刑名幕僚，为了上下左右互 通声气的方便，也主动投名帖拜老师，列名于“绍兴帮”。杨思寿《坦园日记》中记述同治 九年（1870）初，湖南“通省幕友团拜，演剧于两浙会馆”，也正是这一习俗 的体现。清朝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 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成当铺，庶几是实。换句话讲，说是绍兴师爷群体稳然操持中 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也不算是夸张。
州县衙门中的幕僚，通常分这样几个专业：
“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如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给同僚的信函 、应酬等，又因县官照例负有考核地方生童学业的责任，所以书启师爷又要帮幕主拟考题、 批卷子等。林则徐就曾于中举后当过县衙里的书启师爷，那一手文章做 得实在漂亮，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打听到，特聘入抚署，从此名声大震。
“刑名师爷”，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绍兴师爷的专利，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如果 说书启师爷所擅长的是那一套骈四俪六的裁剪功夫的话，这些师爷便是以精通律例、法令、 成例及公文程式、办案顺序等著称，大抵钻空子、补漏洞之类，都是专业特长。《冷庐杂识 》里收有两副“刑名幕联”，一联云：“苦心未必天终负 / 辣手须防人不堪”；一联云： “ 求其生不得则无憾 / 勿以善之小而弗为”，大意就是他们这一手刀笔，可以陷人以死，也 可 以救人得生。所以旧时有“公门里头好修行”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刑名师爷而言的，不过这 种“修行”多 以索贿为代价，正是“自家人”赚外快的机会。
“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 济、杂税征收、奉宪采买这一类业务。他们的特长是不仅谙熟这方面的种种门道，而且精 于书算，全是一流二流的会计师。
“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这活儿由钱粮师爷兼着，也有专门用一个人的。他替幕主 另管着几本暗账，比如三节两寿该给各级上司送多少孝敬，各级上司衙门里的师爷、大爷、 二爷们又该塞给多少贿赂，平素京朝里、省府上派来查河工、查防务、查地丁、查驿站、查 监狱、查钱粮的官员们，又应该各给多少应酬等，全在这几本暗账上记着。此外，衙门经费 的收支账，也由账房里管着，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上账， 这个百分之五的差额，便是账房师爷的“呆出息”：至于办采买的二爷另外杀价，那就是二 爷的本事了。
非官非吏的师爷们很少有光凭“关订”上那一笔报酬为生的，因为他们也是老爷的“自 家人”，又因业务娴熟而得操纵实权，是以专业之外的“副业”就是“打滥条”：专替老爷 出面，说老爷不便说的话，做老爷不便做的事。本书第二章曾引过一位钱典史的见解，道 是“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 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 削了去”，所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一个官员新上任，和上司、同僚全不相识，只能讲官面话 ，而幕僚则不同，名帖儿一交换，或认同乡、或攀同门、或称师生，马上就编织成了一张 左右贯通上下联结的关系网络；有啥需要通同舞弊的事情，台面上官员们心照不宣，而他们 各自的幕僚则凑在一块儿，放开胆量讲斤头谈交易。明清官场上所谓“劣幕”、“恶奴”， 正 是针对这帮师爷二爷们打滥条、玩扣头之行径的概括，反正大家都落实惠，几乎少有行不 通的。
闲话绍兴师爷（3）
和“捐班哈哈”、“带肚子”长随的现象相一致，除了推荐出身之外，也有花钱买幕职 的。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说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黄河决口， 朝廷为筹款治河 ，颁布《郑工事例》，广开捐官大门，有绍兴人蒋渊如、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 五人，先以凑份子合捐了一个知县，还是最优班次，用的是蒋渊如的姓名，但讲明补缺后， 按“入股”大小，分派师爷和大爷、二爷的职务。这会儿有了《郑工事例》，五人再追加投 资，买了个马上补缺，一起上任去。届时蒋为知县，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司漕，吕为 稿签，“于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二十余万。三载考绩 ，蒋以贪褫职，然已与唐、陈、王、吕四人满载而归矣”。晚清州县衙门中之黑“幕”重重 ，由此略见一斑。
封君·衙内·夫人（1）
“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就是州县太爷佐NB032们的家眷亲属。
在本书第三章里，作者曾介绍过古代官场的亲属回避、籍贯回避等制度，可是颇具消蚀 这些制度用意功能的是，一应地方官员赴任，尽可挈妇将雏，扶老携幼，乃至兄弟叔侄、姑 表甥舅、七大姑八大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清高宗有道谕旨：“文武 官员知县以上年 过四十其无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来？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旧例未为 允洽，嗣后俱准其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