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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4人（全友妻、2个女儿、1个侄女）全遭杀害。
1943年夏，日伪军数百人到集家区杨丈子扫荡时，首先将群众包围起来，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用刺刀将农民陈学文挑死后，以火焚尸；将农民夏永生、陈海架在两火盆中间活活烤死；杨贵、杨启、郭来头钻进地窖，被日军用烟熏死；梁顺刚进门的妻子，被日军抬至避人处，遭到轮奸。
1943年8月，日伪军2000多人，在花果山扫荡，用刺刀挑死年近八旬的老人张堂和农民樊克增、樊和。将74岁的韩国清从一丈五尺多高的墙上推下活活摔死，将吴全伶兄弟5人抓到土胡同活埋。
据统计，全县在敌扫荡中被杀者达7200多人，仅花厂峪就死了83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青龙“无人区”考略（2）
3抢光
在“无人区”除了烧、杀之外，凡是有用之物一律被抢光，粮食、牲畜、衣被、木料、金银……都是被抢掠的对象。1943年，驻牛心坨的日伪军在讨伐时，从“无人区”抢掠大批牲畜、粮食、木材、鸡、猪与瓜菜等物资。牛心坨警察署竟将小蔡峪民房拆掉，用拆下的木料盖了警察署的营房，留下了日伪抢掠的铁证。
1943年秋，日伪军在花果山讨伐时，其中一次就抢走物资1000多驮，赶走绵羊1000多只。日伪军随意宰杀食用，瘦小的绵羊又以每只80元伪币出卖，中饱私囊。
除了粮食、衣被、牲畜之外，成熟的庄稼、瓜菜也大肆抢掠。据调查，1943年一年日伪军就从花果山割走庄稼1500余驮，仅农民蒋安一家一个山洼的谷子就能收10石。日伪当时的原则是：能拿则拿，不能拿则烧，不能烧的则砸。凡是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的一切物资，如锅、缸、柜、柴草、木料，一点不留，甚至连碾子、磨、石槽等都要破坏掉，水井也要填进石头。
据统计，在日伪扫荡中，全县被抢走牲畜122万余头，抢走衣被等物资折小米54万多斤。
日军在青龙“无住禁作地带”不仅烧、杀、抢，而且蹂躏妇女、凌辱老少、践踏中华民族之文明传统，其罪行实在令人发指。
1943年秋，数千日伪军在花果山扫荡时，从山上搜出7名青年妇女和一些儿童，凶狠毒打之后，将他们的衣服扒得精光，其中一名19岁的妇女，仅有一兜肚遮羞，还被扯下；一刚结婚的青年妇女，因脚上一只袜子未脱，就被打得翻滚。这些一丝不挂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数百日伪军围在中间，一会儿强迫站、一会儿强迫跪、一会儿强迫扭，百般凌辱，而这群野兽般的日伪军却在四周狂笑。
1943年农历五月初四，日伪军在“无人区”石门子、下窝铺、荞麦岭一带农田里围住正在干活的40余名男女农民，先是将青年农民张兆顺、张全、张旭按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将这40多名男女农民的衣服扒光，分男女两排相对站立，强迫他们做各种动作，稍有不从，即拳打脚踢，枪托击身。青年农民张兆祥的妻子将一盛饭的铁罐扣于怀前，竟被一日军用刺刀挑飞，男青年程玉宽用草帽遮挡，也被踢掉，日伪之兽行世所罕见。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残酷的政治统治
日军在“无住禁作地带”和“部落”里的法西斯统治罪行罄竹难书。
1修“人圈”、造囚笼、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
日伪军用刺刀与棍棒将山沟小岔的居民赶到便于统治的指定地点，强迫修围墙、筑炮楼、建“部落”。围墙一般高一丈二三尺，宽三四尺，墙上留有垛口，四角有碉堡。群众称之为“人圈”。每个“人圈”留两三个大门，门上有岗楼，岗楼上有自卫团或警察站岗，严格盘查行人。一般是早上日出三竿放行，太阳西坠锁门，遇有“敌情”，十天八天不开门。夜间不准出入，违者从严处罚。原王厂乡公厂部落农民刘春阳，因出围子没有请假，就被自卫团长打得死去活来，鼻口冒血。康丈子部落康自祥，出围子种地，因晚了没放回，第二天却以私通八路的嫌疑罪被打得三个月不能下炕。1943年冬，木头凳大丈子部落贫困农民范庆有，白天外出讨饭，回来时门已上锁，虽经苦苦哀求，仍未开门放入，结果这位身上无衣，肚里无食的善良农民竟活活冻死在荒野。
2层层建立反动组织，严密监视、管制“人圈”里的人民
当时县、村、甲、牌、军、政、警、宪各种反动组织多如牛毛。村长、助理、司计、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以及每个自然区为一牌的牌长等各级伪职员比比皆是。在一些重镇、要地，都设有警察署、警察分驻所、警防所，驻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伪满军讨伐队、协合会青年行动队等，有的一部落设一机关，有的一部落设数机关，例如二道沟门部落就驻有警防所警察、特搜队、巡防队、讨伐队、武装自卫团等反动武装人员达300多人。另外，在部落内，凡18—35岁的男青年均编入基干自卫团，36—50岁的编为一般自卫团，有的部落发枪，为武装自卫团；有的部落自备扎枪或棍棒，为普通自卫团。凡是被纳入自卫团的，即不能自由行动，不经批准不能外出，以此来控制青壮年。
3严格户籍，发放《证明书》，约束人民的活动
日伪下了很大力量登记调查户口，然后强迫群众将全家人按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项写于木牌上，挂在门旁，以备随时查点。而日伪人员多借此出入良家，为非作歹，勒索财物，奸污妇女。二道沟门部落，日伪军多人借机对一年青寡妇轮番凌辱，这个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含恨弃子，投奔他处。
更为恶毒的是，为了限制人民的正常活动，日伪强迫成年男子领取《证明书》。《证明书》上有姓名、年龄、职业，并按上本人指纹、贴上本人照片，串亲、赶集均要携带，就连下地也不能离身，否则就被说成是“八路匪”、“嫌疑犯”，轻者棍棒加身，重者坐牢丧生，因丢失或忘记携带《证明书》而挨打受刑者至今尚存许多。
4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
日伪用大检举、大逮捕、大屠杀来维持法西斯统治，哪里有抗日活动，哪里就有人惨遭屠杀。从1939年以来，长沟、二道沟一带燃起抗日烈火，日军就在这一带实行大规模逮捕和屠杀。1942年5月，驻华尖日军和牛心山伪军数百人一次从大转、二道沟、崖丈子抓捕了42人，这些人一部被杀于承德，一部被杀于丹东，幸存下来的仅有1人。1943年初，日伪军又扑向长沟，仅一个晚上就从刘丈子、郭丈子等地抓捕52人，其中杀害23人。
尤其恶毒的是，日伪在“人圈”里安插密探，发展特务，暗地监视群众的抗日活动，什么“思想不良”、“反满抗日”、“私通八路”、“行为不端”……都逐级上报，然后分期分批地逮捕、屠杀，这就是大检举。
检举，有局部小检举，也有全县统一行动的大检举，有一次抓人十个八个的，也有一次抓几十、几百的，常年不断。1942年以后，仅全县性的大检举就有三次：1943年8月13—15日，全县范围的大检举，一次抓1000多人，仅冷口警察署管区就抓捕了50多人。曾丈子一个部落抓走12人，丁丈子连续抓了三次，抓走27人。卧龙池除抓走9人外，还当场枪杀2人。被抓的人，经吊打、压板子、狗咬、筷子枷、烙铁烙、灌汽油、凉水、辣椒面等人间奇刑之后，一部分当即死，一部分送往承德杀害，余者送往东北供作细菌试验或服苦股。经考察，检举中被抓捕生还者，不过十之二三，据统计仅大检举中全县就有3000多人被杀害。
除了对参加抗日的群众实行抓捕外，对于抗日人员家属也进行了全县性的检举，不论男女，不管老少，一律抓捕、刑讯，有的直接杀害，有的送往外地监押，还有的妇女儿童被驱出“国境”。1944年夏，仅从双山子、龙王庙一带就抓捕了几百人，被赶到口里的妇婴多达200多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全面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对青龙人民的高压统治是极其全面、残酷的，特别是集家并村之后，更是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日军侵华后，日本政府曾明文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政策，主要是着眼于进一步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此，要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并要积极获取敌方物资。”（《华北治安战》）所以，日军在青龙的一切活动，无不以掠夺为目标之一。
1掠夺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
据查，在日本占领时，青龙县有229万人，按全县粮食总产量计算，每人每年仅持有口粮300斤，已说明青龙是个缺粮县。可是大部分粮食是集中于地主、富农仓库中，农民手中粮食很少，有的是糠菜半年粮，有的只能吃一秋，绝大多数农民是终年以野菜、乞讨生活。然而日本占领后，还要用“义仓粮”、“民生积谷”、“出荷粮”进行掠夺，还要交“地亩附加粮”、“报县粮”、“捐献粮”，每年每亩要交五六十斤乃至七八十斤之多。庄稼尚未成熟，日伪军政机关就派人到各地去核户，然后下达纳粮任务。庄稼刚见黄，伪县公署、兴农合作社就率武装警察到各部落督催，命令快收、快打、快交。等将粮交完，多数农户已是所剩无几了，尤其是集家区的人民更苦。被划作“无住”地带的土地，由于缺工少肥，大幅度减产，被划作“禁作”的土地颗粒无收，可缴粮时却以亩计征，不能少交一粒，否则就要挨打、坐牢。农民们无奈只好含泪向地主借贷交差。
日伪征粮是一大难，而交粮亦属一难关。在送粮时，起早贪黑，人背畜驮，行走十几里、几十里，却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在验质时，日伪又想着法的刁难百姓，不是说有沙子就是说秕子多，明明是一等打二等，明明是100斤称80斤。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叫几声“太君”（日人）、先生、大爷（伪职员），暗递贿赂，否则就要挨打、受罚。牛心坨部落里有一农民，就是在交粮验质时，被说成是故意掺沙子而吃了一顿棍棒。
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要以亩计征棉花、麻类、烟干（鸦片）。集家后，有的地方连谷草、秫秸也征收。牛、羊、猪、鸡、蛋都有征收任务。就连小学生也得交铜、铁、血干、人发等物，少交、迟交都要受罚，卧龙池部落徐安、邱振江二人交鸡蛋稍晚，就挨了日本人的打，还让二人相互掌嘴巴，名曰“协和嘴巴”。
2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侵华日军为了满足军费和行政费用开支，就千方百计地在人民身上揩油，其主要方法就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据查，在“集家并村”以后的几年里，仅摊给农户的捐款就有20多种，例如，地亩税、地亩附加税、民生税、门牌税、牧畜税、屠宰税；还有协和会费、村部职员费、自卫团训练费、劳工费、配给费、兴农会费、筑路费、义务奉公费、义款、国防献金、飞机献金……就连“慰劳”日伪军的猪、鸡、蛋、柴、菜，甚至给伪官吏婚丧之“礼物”都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