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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们冒着酷暑进行了连续访察，为了访问下一站，大家又乘车踏上了去潘家戴庄的旅途。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河北省滦南县潘家戴庄
考察团从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驻地，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后，又奔赴距离唐山约50公里的潘家戴庄。这里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到过的地方。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且又延续不断的白杨树，两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纪念馆敬献花圈的永井团长（左）和林副团长（右）
大巴士离开了铺设平整的公路后又进入了乡间小道，很快就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的农舍都是砖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农村景象。
两辆巴士停在由白杨树围起来的纪念公园旁边，蝉在白杨树上鸣叫，声音清新而流畅，震动耳鼓。
村长周德知、幸存者周树恩先生（79岁）和李庆有先生等有关人士已在这里迎接考察团。看到考察团进村后，村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围拢了过来，从老到幼约有数百人之多。
1942年数百名日本兵包围了这个村庄，将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埋在一个大坑里，被杀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有这方面的详细审判记录。
公园面积有3500平方米，长50米，宽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难者纪念塔，塔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侧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有350名受害者。左侧是一处遗骨墓，埋着战后挖掘出来的受害者遗骨。
访华团成员在纪念碑前默哀
周树恩先生的证言（1911年生人）
向访华团介绍情况的周树恩先生
考察团首先向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并致哀。当年31岁的周树恩先生，在被日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却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他说，现在脊背上仍残留着疤痕。现将其证言归纳如下：
那是1942年的12月5日，天还没亮，也就是四五点钟左右，日军从距离15公里和30公里以外的两处驻地包围过来，目的就是搜捕八路军。但此时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
日军问村民：“八路军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日军便对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又是枪杀，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杀光后，又把妇女们用绳索捆起来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从母亲怀抱里夺走活活摔死的就有30个孩子。
一个日本鬼子问我：“八路军去哪里啦？”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用棍棒打，连追带打掉到大沟里，我便失去了知觉。日本鬼子走后我才发现后背被打烂了，伤愈后结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说着就脱下上衣，让大家看了伤疤。从右边的肩胛骨到侧腹，瘢痕累累。因为周先生说话的语气看上去很平淡，团员们的心境也就像听故事似的，但一看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伤疤时，大家立刻惊呆了。有几位女教师虽极力控制着感情，但还是两眼通红。团员们觉得在战争时期恐怕无法得到像样的治疗吧！夏晓南翻译说：“他右胳膊向上举不起来。”趁周先生一动不动地向人们展示伤痕时，团员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此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啦，就到这里吧”，大家方才作罢。
现将李庆有和周树恩的证言中的一组数据统计如下：
时间：1942年12月5日（审判战犯记录上是“12月28日”）。
周先生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为迎接访华团参观考察而聚集起来的村民想起当年悲惨情况而伤心的周先生
人口：（当时）1765人。
户数：（当时）375户。
牺牲者：1280人（占人口总数的75％）。
幸存者：503人（包括受伤者）。
全家被害：27户。
寡妇人家：25户。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惨案发生在12月5日，当时有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烧毁房屋1030间。死难者占总人口数应为725％。制造此次惨案的日军为第二十七步兵团骑兵队长铃木信——主编校。）
来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现在村里约有1600人，尚未恢复到当年的人数。
随后周树恩又讲了他家被害的情况：当时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亲、弟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了6口……这时，团员中有人问：“请把这6口人详细说说。”稍待片刻后，周先生说：“实际上我的妻子也……”“那么现在家里的女人是……”又有人叮问。周先生一时语塞。夏翻译说：“听说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的，现在的老伴是后妻，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忙下生活着。”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李庆有先生的证言
（1916年出生）
周树恩作证之后，接着李庆有又做了证言。李庆有当时全家6口人，父亲、母亲、妹妹、弟弟4人被害。所谈内容大致如下。
我被枪击打后意识不清，意识清醒后便乘隙逃脱了。当时，日军挖了个长30米、宽2至3米、深2米的坑，将750人埋在里面，有的是活埋的，有的是被杀害后埋的。此外在一个长6米、宽3米、深2米的坑里又埋掉530人。最后又把挖坑的20多人也杀害了。
周树恩和李庆有做完证言后，边带我们参观陵墓，边解释说：“为了信守和平，我们一直是把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这也是我们对到中国来访问的日本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最后我们问：“对我们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心灵上的创伤是一生也难以治愈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在千人坑前做解说的李先生（中央）埋掉750人的千人坑
在妹妹被埋在千人坑前
流泪的李先生。我们在当地仅呆了两个小时左右。期间有数百位村民来到公墓周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察团的举动，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都面带善意。但是，这里边恐怕就有许多人的亲骨肉是在当年被杀害的吧！此时团员们的心情异常复杂。
团员们视察终了，乘车离去的时候，在“再见”的声浪中，当地村民张张脸上微笑着，挥手送走了我们。
“反过来说，如果被加害者是日本人，那么，我们对加害国的人能表现得如此友好吗？”考察团带着这一想法离开了村子。战后挖出遗骨的埋葬墓
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
访华的第四天，即8月10日早8时许，我们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了已在这里投宿两夜的唐山宾馆。整个上午参观了唐山地震纪念馆，那里展现的是1976年7月28日地震瞬间遭受毁灭的唐山市的当时场景。午后，一行人奔赴唐山市北面的遵化县。
巴士长时间地在公路上奔驰，路两边是排列整齐的白杨树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手扶拖拉机、农用四轮拖拉机、自行车交错而过。公路两旁卖西瓜、蔬菜、服装，以及卖猪肉的个体商店鳞次栉比，到处充满了商业活力。这种景象在中国农村几乎比比皆是，并不新鲜。
我们考察团的两辆巴士灵巧地避开车流急速向前奔跑着，估计在公路上超车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吧。且不说城市里，就是在农村、山区的小路上，也很少见到司机们慢慢地行驶。每当遇到超车情景时，团员们都不时发出惊叫声，而司机则若无其事地握住方向盘，继续急速行进。“要是慢行可到不了目的地哟！”司机如是说。这也许就是中国大陆驾驶员们的理论吧！庆幸的是，我们就是在这种高速行驶中，平安地来到了万里长城脚下的城镇——遵化县。到达遵化县的时间已是午后6点，正值夕阳西下时分。
一行人住宿在遵化饭店。当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当地的分会设宴欢迎我们。之后又听取了来自离县城40公里以外鲁家峪张俊金先生（67岁）的证言，此外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当时鲁家峪周边一带的军事部署状况。这时已到晚上9点钟，张先生又介绍了一些当年日军如何把藏在山洞里的村民带到村里，有的给推进井里，有的被杀头，共计有527人被杀害的情况。张先生本人也被推进井内，虽然背部中弹，但此后却奇迹般生还了。
历史学者陆占山先生的证言
鲁家峪位于丰润县、遵化县和玉田县的交界处。从1940年起这里就是八路军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此外还设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和报社。
鲁家峪是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的，周围有大小18座山谷，地形复杂。山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有的洞竟能容纳200人左右。从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反复五次在此屠杀和放火烧山，其中两次规模庞大，把村子前后烧了三遍，屠杀村民527人。
1942年3月，日军发现了村民逃亡藏身的大山洞，便企图用炸药爆破，但因岩石坚固无法完成。其后日军又采用了往洞内投放毒气的办法，使得洞内村民牺牲者众多。尽管如此，日军却始终未敢进入洞内。此后人们就把这个山洞叫做“烈士洞”。另外，其他山洞里也有不少死难者。
后来了解到告密者叫马成全，此人已在1955年受到了法律制裁。
毒气弹呈手电筒形状，可以使人窒息死亡。当年审判战犯时，它已被作为证物提交上去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张俊金先生的证言
（1924年出生）
那是1942年旧历三月三日，头几天就收到敌情报告，说“日军要来了”，我和其他村民一起往山洞里跑去。头一年也就是1941年的旧历正月十九日，因为已有220人被害，所以这次有3000多村民都纷纷逃往村外和山洞里去了。
逃往山洞的这些人，被日军发现后又抓回村子里。其中李有章已被打得像血人一般，他躲进屋里又被敌人打了一气。于是他拿起菜刀向一个殴打他的日本兵砍去，接着就逃跑了，岂知刚跑出不远就被枪杀了。此事是后来听说的，时间可能是上午10点左右。
到了午后，日军把包括我在内的六十三四人关进一个屋子里。这时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说有个姓李的把日本兵砍了，他是土八路，你们作为赎罪，到离这里20公里的地方种地去吧。说着就带走了24个人，其中有七八岁的孩子，还有老人。在离关我们的房屋约2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10米深的水井，那些人就在那里被杀后，被投入水井里。第二天张永存来说：“昨天，24个人全被杀害了。”
摔死婴儿和儿童的石头农具（石碾）
剩下我们这些人，又被敌人用绳子绑着带到离村子二三公里的地方，让我们围成圆圈坐下来。日本兵一边用刀指点着，一边“这个、那个”的一连叫出10个人来。在离这里约百米远处有一口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