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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黑河行——“无人区”与“人圈”
万人求是孟副县长的家乡，双庙则是其夫人的故里。我们一行人乘车先来到孟副县长之弟夫妻二人开的旅馆白马川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穿过万人求和刘杖子村，向深山里的成功村进发。巍巍群山，深沟险壑，突然汽车向左一拐驶离公路，又向对面的山谷疾驶，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小山庄便是成功村。从前，这一带曾是青龙县，以后又划归兴隆。成功村是通向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恰巧又处于五凤楼山的南侧。这里又是黑河的源头，它由这里流向五指山的北部，然后折转向西，从五指山的东侧出现后再南下而去。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成功村
刘玉德（73岁）、傅长功（61岁）、陈宗喜（68岁）、贾有英（60岁）的口述：
陈宗喜1942年八月十二日（阴历），敌人进村后就开始放火，第二天把刘玉德的房子也点着了。当时，因为大家都躲到山沟里去了，所以死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村里死的人就多起来了。那年的春节前，即腊月二十九日，日军率领5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成功村。在西沟抓住了33名村民后，令这些人脱去衣服，光着身子往雪山顶上爬。到山顶后敌人开始下毒手，挑心脏，挖眼睛，割生殖器，最后将33人全部杀害。
当时，贾有英的爷爷被两只狼狗咬伤后倒在地上，敌人上前用刺刀把他扎死了。贾有英当时也在西沟，但他逃得快才幸免一死。事后他返回寻找亲人时，发现了爷爷、奶奶和大伯的尸体。张景山被赶到悬崖边上，正当敌人举刀要砍他时，他一纵身跳下了悬崖，敌人开枪但没击中他，这才得以逃脱。李存隆的妻子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敌人用刺刀挑死了她和怀中抱着的两岁孩子，又用刺刀划开她的肚子，挑出腹中的胎儿，挥舞着扔到了山谷里。
不久，很多村民被赶进了万人求的“人圈”，进去后能活着回来的人很少。
刘玉德这里有党支部，也成立了民兵组织。刘玉德是1943年入党的，并担任武装部部长。虽然民兵组织不能有效地保卫村民，但它能扰乱敌人并坚守在山区。他们制造石雷、硫酸雷，埋在敌人常去的地方主动打击敌人。民兵傅春和李常在下山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战斗中不幸牺牲。第二天，老八区的区委书记张克来到这里，亲自为两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抗战时民兵伤亡很大，仅成功村的民兵就牺牲了90名。
贾有英民兵不光是守着家门口，还四处出击。1945年炸毁车河梁讨伐队的碉堡就是这些民兵干的，战斗中还使用了13斤重的地雷。那时，民兵们还将收集好的粮食送给“人圈”中的百姓。所以，1943年之前这里的形势并不那么严重。到了1944年困难之时，十几名民兵夜晚去万人求部落找到了吕风迟，并从吕那里给山上的人们带回了四五斗粮食。日军只要看到有成熟的庄稼，就让部落的人去割回来，去割的人有意将一些庄稼放倒后就走开，当日军押着割粮队离去后，我们便能得到一些粮食。此外，山上最苦的还是长期缺少食盐。
那时，我们的报社设在柳树南沟，负责人叫白光，社里总共有四五个人。都是人工印刷，发行范围只限于兴隆县境内，还专门设了一个投递员。
傅长功日军投降后，从“人圈”出来的约有100多人。
这个村原先叫做梁东柳树洼，改为成功村只不过是给它起个化名。它的意义是成功——天明——解放。表示了人们战胜黑暗去争取光明的一种愿望。当时，人们取化名或给村子起代号，都是不让敌人掌握具体人和地点的一种手段。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就在我们谈话时，女人们也在忙着给我们预备饭菜，大概是听说有个日本人正在村支书家采访吧，村里大人小孩都前来看望。其中既有当年保卫抗日根据地的老人们，也有他们的后代，但人们流露出的却是兴奋、和蔼的目光。
原要到天明村和解放村去采访的，但预定接受采访的人在更远的深山中，由于时间紧迫，只得放弃了。汽车继续前进，在路过天明村时，我在途中看见路边竖立着一块石碑，便下车前去参观。只见它正面刻着“别藏胜地”，建于1988年5月，署名李运昌。背面则是佟先生撰写的当地抗日根据地的介绍。碑上写的不是“别忘”而是“别藏”。不难看出，佟先生似乎对“别藏”二字的含意更感兴趣。又走了3个半小时后，我从车窗的北面看到了五指山的雄姿，当再往东放眼眺望之时，汽车已经沿着结冰的黑河到了蘑菇峪。这里以前曾属于青龙县管辖。
蘑菇峪
赵明友（64岁）、赵晨金（72岁）、陈青田（64岁）的口述：
左起：佟靖功、赵晨金、陈青田、赵明友这里的“人圈”是1943年修建的，从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进入这个“人圈”。这一带共有3个“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它南北窄，东西均有1000米长，呈长方形。里边关的都是外村的人，约有600多户。河对面的上游还有赵家圈（30户），下游则有陈家圈（20户）。大集家并屯后，赵家圈和陈家圈都增到100户，而蘑菇峪也变成拥有800户、4000人的大圈。伪满洲国军的一个中队、黑岩讨伐队及姜大队都集中驻扎在陈家圈南边的小高坡上，后坡上还有两个碉堡。警察则驻在宽甸。这里不驻日军，但他们经常到这边来。
蘑菇峪村“人圈”遗址
闹瘟疫时，蘑菇峪“人圈”中的病人最多，赵家圈和陈家圈的病人较少。症状都是头痛、发烧、昏迷、拉脓血、稀便。最厉害的是1944年7～８月份，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最多的一天竟抬出51具尸体，有的是全家灭户。到日本投降时，活着出“人圈”的没多少人了，连瘟疫和被杀的算到一块儿，死的人不下两千！
蘑菇峪村杀人场
蘑菇峪“人圈”的东边有三个杀人坑，每个坑都有几十具尸体。日本人杀人时，先鸣锣召集部落里的人站在杀人坑的四周，强迫人们观看杀人经过。1944年秋天，黑岩讨伐队一次就在这里杀了12个从黄花村和解放村抓来的村民。他们边用凉水洗刀边砍人，连桶里的水都变红了。黑岩是讨伐队的核心人物，身穿黄褐色的军服，挎着东洋刀，肩章上有黄色的三道杠，老百姓都怕他。田中是股长，人们管黑岩叫班长。方圆70里之内被抓住的人都在这里砍死。另外，日军每次扫荡抓住的人也都拉到这里处死。1944年的一天，日军从宽城的清河抓了姓张的一家人，也是带到这里后将全家都杀了。可怜那三个女孩子都被扒光衣服后，死在杀人坑里。姓张的妻子则被强迫配给了伪军。也有一些被抓的村民给送到东北去了，但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黑岩常用的有三句话：“通八路”、“八格牙鲁（混蛋）”和“双宾的给”。他们问我：这“双宾”是什么意思？我比划了个来回打耳光的手势给他们看。老人们见后点头，不错，是这么回事儿。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蘑菇峪村“人圈”内侧的马道蘑菇峪村“人圈”围墙的枪眼至今村里的人也很少到杀人坑那边去，如今那里只要轻轻地一挖，还会露出人骨来。据说修整土地时，曾用了一部分杀人坑的土，从中收集起来的人骨就装了一大马车。
村里人所说的过河，并非是乘船或走桥，而是踩着河水中排列的石头走过去。过河后，我们来到陈家圈的遗址。如今，这里已看不到当年的“人圈”了，留下的只是一条马道。在一个较高的坡上，还残留着一段低矮的围墙，在其内侧有一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小路，当地人称之为马道。围墙上还残留着枪眼。此外，在另一个高坡上，也有一段当年伪满洲国军驻所的残壁，从那里可俯视下边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梓木林
徐恩和（75岁）、徐庆为（69岁）的口述：
左起：徐庆为、徐恩和1943年这里建起了“人圈”，当时只有20多户人家。不久，日军就把住在梓木林南北两山的人们都集中到这里。所以，这里一下子就变成了有400多户、2000多人的大部落。听住在东沟的刘昌生讲，到日本投降时，部落里只剩下780人了。集家并屯的第一年，即1944年，这里开始闹瘟疫，每天平均死35人。最厉害时，一天就死了五六十人。症状是畏寒、打冷战、发高烧、无食欲、昏迷，当地人叫做疟疾。另外，也有的是发烧、呕吐、拉脓血稀便，甚至有的是早晨发病，到当天晚上就死了。另有一些人是发烧，大腿及肘部、肋下出红斑点或大一点的黑斑点。得这种病的孩子比大人多，死亡率也高。
那时宽甸的警察常到这里来抓鸡牵羊，其中有个叫原田的日本人。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都到过这里，我们还见过黑岩，长着四方脸，短粗的个头，样子怪吓人的，他即使是砍人的时候也面带笑容。黑岩来后，还欺骗梓木林的人让给他当特务。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右起：梁福厚梁福禄宽甸
梁福厚（71岁）、梁福禄（73岁）的口述：
宽甸和蘑菇峪都是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的。部落里有四五百户、2000多口人。当时这里归青龙县管辖，驻守着两个大队的敌人。
由于这里人口少，所以瘟疫不如蘑菇峪那么厉害，前后共死了70多人，大都是红白痢疾或出大小疹子死的。
“人圈”里又修了院墙，挖了壕沟，还盖了一所小院，时而里面住着日军和警察，大约有两个大队吧。一个叫今井的日本人是这里的指挥官。另外，派出所还有三四十个警察，所长是日本人叫桥住。警备队和讨伐队都驻扎在河的下游。
另外，在喜峰口还驻扎着警察署、长城守备队和日本宪兵队。
除了本村的谢文辉等二人被杀之外，这里没有再杀什么人。因为凡是从山里抓来的人都被送到喜峰口去了。我们二人都当过办事员，只和区长陈新民取得过联系，也给他们送过粮食、食盐、鞋、袜子之类的东西。其他哪些八路军干部来过这里，我俩就不清楚了，或许是秘密来的吧。
集家并屯之前，从这里移民到东北去的有梁国正一家、李春朋一家，总共是七八户，现在他们都回来了。那时他们是自发去的，并不是由于大搜捕后被送走的。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4日
黑河上游是“无人区”。日军集家并屯时，将成功村的人都集中到了万人求“人圈”。黑河下游一带的村民则被集中到了蘑菇峪“人圈”，再下游的村民又分别被集中到梓木林或宽甸。从采访中得知，尽管同为“人圈”，但“人圈”的规格与生活与是否驻扎日军有着很大区别。
离开蘑菇峪后，不巧公路上有崖石塌落阻碍了通行。汽车只得在河滩上和河道上行驶，一直开到宽甸的南部。这种坎坷不平的地方，只有吉普车才能行驶。我们先从关门岭经长城到了迁西县境内，然后从龙井关再次进入兴隆县境内。沿着潵河一路向西，这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