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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指“八达岭”、“居庸关”。但与之相比，古北口的长城要更雄伟气魄得多。若能开放，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并增加收入。总之，从历史书中已知古北口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时期的战场之一。尽管此次不能去兴隆县，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乘车通过未开放的兴隆县和相邻的滦平县时，顺便看看山区的村庄。
可是，我们乘车走的是承德—滦平—古北口的柏油马路。其实，此路原是一条简易铁路，它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从满洲占领承德后，再进攻北平（北京）时，为确保运输才铺设的。因历史文献中未记载此事，听了主人的介绍后，还特意看了看。的确，在离公路不远的半山腰的杂草丛中露出一个黑洞，想必这就是当年隧道的遗址吧。据介绍，日军败退后，这条铁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焦点。八路军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后内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撤离此地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它补充物资，便彻底破坏了这条铁路。由此可知，在日军战败的前后几年中，这条铁路也与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原日军修建的铁路轨迹，现已基本变成了北京至承德间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滦平约65公里，滦平至古北口约50公里，是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柏油路。我们的车跑在缓坡的丘陵地带和滦河之畔，窗外阳光明媚，滦河水清澈透底，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一行在滦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和流淌着清澈的滦河水那样轻松愉快了。
长城北麓的山岳战——兴隆县我们本应由承德去兴隆县，兴隆县在由承德向西行至滦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整个县几乎都地处燕山山脉之中，到处是高山峡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雾灵山（应为2116米——主编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了然。坐落在这些群山山脚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庄，虽然在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曾遭到了极严重的摧残，但它们始终是顽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之一。
虽然我们没能到兴隆县进行实地调查，但我们乘坐的京承线列车途经兴隆县境时，我也对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车，大约运行6小时。起初列车单调地奔驰在华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进入了燕山山脉的密云县。从这里起，列车缓慢地在丘陵地带爬行，大约3个半小时后，如留神一下，可从车窗看到铁路两侧的部分古老长城。
这条铁路横贯燕山山脉，跨过万里长城，是一条新铺设的铁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滦平再至承德的那条老线路。列车一过了长城就是旧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因不能进入兴隆县实地采访，我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窗外的风景。铁路的右侧即东面有五指山，左侧即西面有雾灵山。列车缓慢地行驶着，甚至下车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车里看到了准备作为候补考察的几个村名，它们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两岸的山乡小镇。此时，我为不能去实地调查而感到扫兴，同时也越发疑惑：将这一带作为军事禁区是否有必要呢？且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日本官兵费尽千辛万苦，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燕山山脉，趟过溪流，来到这里的情景。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居民和游击队赶走，就可以永远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了吧。
列车从兴隆车站启动后，窗外出现了一条穿过燕山山脉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兴隆之行受阻，地区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又在承德接待了我们。作为补偿，他们安排我们去了滦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云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密云县，陈平先生与我们告辞后，独自一人从兴隆经青龙县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几乎都是陈平在沿线拍照的。现将陈平先生的谈话和他提供的资料整理后，来概述一下当年兴隆县的实际情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5）
兴隆县的被害概况长城横穿兴隆县界，是连接冀东各县和热河南部的要冲地区，因此，关东军很重视其战略位置。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后，将长城设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特派遣一支大队在此防守。另外，八路军方面也把承德视为战略要地。1938年以后，也派遣了一支分队来此建立并扩大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1941年底，兴隆县境内的三分之二地区已是所谓的“两面政权”（白天是日军统治，夜间则是八路军的天下）。具体地讲，日军方面为了彻底实施“治安肃正”，决心在兴隆县内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而八路军方面则是要保卫和扩大这里的抗日根据地。两种不同方针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使兴隆县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在兴隆县搞了第一次“大检举”。几天之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当场杀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强行带到中国东北。1942年秋，日军又进行了“大扫荡”、“大讨伐”，杀害了数千人。仅在这一年之中，就牺牲了八路军干部、党员、普通士兵1300多人。其中有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著名的指挥员包森，西部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节之际，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除在各地枪杀了几百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时，在1943年4月至6月，日军实施了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人圈”，并在全县40％以上的地方制造了“无人区”，还把16万多亩（旧制计算一亩为61平方米）耕地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禁止居住和耕作——译者）。这样，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多达112万的村民（当时是全县人口的81％）被关进199所“人圈”里。关于“人圈”的情况，陈平已写在第二部论文里。这里说的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关进“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去。
由于抗日活动日趋深入，1944年2月，时值春节，日军在“人圈”内又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在这次“大检举”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当场被杀的有数百人，剩下的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年6月，日军进行了第四次“大检举”，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后，被强制带到中国东北。
1944年1月，日军展开对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扫荡中，日军杀害了3000多八路军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难中冻死、饿死。
此后大规模的“检举”、“扫荡”虽未记载，但是各种名目的讨伐、搜查、策反等行动从未停止过，每次都有一些牺牲者。
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在日军实施“无人区”的过程中，有154万人被杀（这里不包括冻死、饿死、病死的人），15万人被带到中国东北去当劳工。7万多间民房被烧，3万余头家畜被抢走。1941年统计全县有人口16万，日本战败后，减少到10万人。以上情况来自于兴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研究资料，中国方面已将此调查材料汇编成书。总而言之，日军（也应包括伪军——主编校）仅在兴隆县内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11万人。这难道就是日本宣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明”吗？
汉奸特务郝席菴的供词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写的，近1万字，但这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陈平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兴隆县“无人区”的一部分。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军占领时，他曾是兴隆县警务科、协和会（协助日军的傀儡组织）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中服役。他协助日军搞“大检举”、“大扫荡”，后又协助国民党在热河进行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以汉奸罪通缉。1951年被捕，1954年经兴隆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后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狱后所写下的供词。另据介绍，郝席菴已于1960年获释，后住在遵化县马兰峪镇。这或许是他经过政治教育表现不错的结果吧。
郝席菴写的供词，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弄清日军在兴隆县实施“无人区”的情况。据郝席菴的供述，1942年以前，日军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集家”，主要由当地的伪警察讨伐队来实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所以，从1943年春到7月，日军又全面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家并村——集团部落”。为了制造“无人区”，他们动员了兴隆县的傀儡政府及军队、警察、协和会的各级领导人、各村村长以及日军宪兵队（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说的木村的名字）、满洲西南国境边防守备队，即伪满洲国军，并集结了兴隆县的全部日军兵力，加紧制造“无人区”。
郝席庵手书的供词
1943年3月至6月进行“全县各村集家”，此期间内各村必须完成“集家”任务。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内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军论处。虽然此时正值春耕时节，但农民们不得不把全部劳动力用于完成“集家”任务，根本没时间种地，由此导致田地撂荒。
农民们无奈，只得忍着悲痛，拆了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背着家具之类的东西去指定的“集团部落”生活。可是，“集团部落”里没有建房屋，带来的东西只好散落在空地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空地里吃住。1943年4月上旬，被指定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