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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活跃。
1941年正月初三，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激击队长周治国率领游击队一举拿掉了三道关据点，击毙日伪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缴获三八枪20支、手枪2支、机枪1挺，子弹2000多发。
三道关警察分驻所被八路军游击队拔掉的消息传到青龙县警务科长日本人铃木耳朵里时，他立时气了个半死。随即，铃木打电话通知喜峰口国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长松岛臭骂了一顿，并命令他立即带队出发“扫荡”。松岛遂派便衣特务彭守玉、沈恩福、李国顺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况。
1941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国顺等4名特务身穿长袍大褂，头戴毡帽，化装成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悄悄地窜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庄头碰上一个叫田贵的拾粪老头，就问他：“周治国来过没有？”田贵说：“没有！”随后他们就进了村，在庄里遇到一个小孩儿，沈恩福就说：“你们庄来八路军了吗？”小孩害怕，回答说：“来八路军吃饭着。”后又遇到牌长刘文山，刘又领着他们到刘廷付（中共地下党员）家。特务假惺惺地向刘廷付说：“我们是周治国队的，丢到这里两袋子子弹。”刘廷付说：“周治国根本就没到这里来。”特务就说刘廷付不说实话，将刘廷付毒打一顿，又把刘廷付带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绳绑到才家的梯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煤油，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有人把宽甸子警察分驻所的警士田广树（当时有病，请病假在家休养）找来。田广树认识这几个特务，于是就上前为刘廷付求情，在场的几个牌长也都纷纷上前为刘廷付求情说好话。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务见身份暴露，也就顺坎儿下驴，住了手。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免得全村人受连累，几个牌长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务请到才海峰的屋里，上炕点上大烟灯，抽大烟（鸦片）。几个特务抽足大烟，又被请到伪甲长地主才国田家吃了个酒足饭饱。
下午，4名特务呆够了，临走时，为了让几个特务给说好活，答应给他们150元伪币（田广树和几个甲牌长早已识破了他们一是刺探军情，二是勒索民财的来意），但是因手里没有现成钱，当时交不出，经商定正月十六日下午给他们把钱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们手里。就这样，临走时还把副甲长翁桂臣（贫苦农民）带走做人质，去向他们的主子日寇铃木交账去了。
然而，这4名特务回到董家口警察分驻所，除了把副甲长翁桂臣交给铃木外，还向铃木汇报说：“大屯有八路，问小孩子说有，问大人说没有，大屯无论男女老幼都通八路，给八路办事，家家户户都管八路饭。”铃木听完汇报后，就把翁桂臣带回青龙去了。
正月十六，铃木来到了董家口鬼子据点，随即给喜峰口伪满警察署署长松岛打电话，让他带人迅速赶到了董家口。紧接着，伪青龙县警务科送来两汽车日本宪兵和警察。铃木又从喜峰口据点调来伪满洲国军一个连、警察20多人，还有不少日本宪兵。同时，孤山子、大地、牛心山、董家口以及姜大祥讨伐队等300多日伪军纷纷赶来董家口集结。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就要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屯。
朴实善良的大屯人民哪能想象到敌人就要向他们开刀啊！天黑以后，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人们陆续进入梦乡，全村一片宁静。这时候，田成福家却还亮着灯，原来是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张永宝、张万明等同大屯党支部成员田成福、吴景荣、田保林、李金才等人正在开会，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也就在这个时候，铃木却在指挥集结在董家口据点里的300多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鬼鬼祟祟地向大屯逼进，大屯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指挥所就设在大屯庄前长河南岸的山头下边，警务科长铃木亲自坐镇指挥，两门小炮就架在指挥所旁边的山头上，炮口对准了大屯。夜间11点多钟，3声炮响，顿时枪声四起，响成一片，机枪、步枪一齐向大屯开火，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夜风卷着大火，火乘风势，从东西两头向村中扑来，村里顷刻大乱。人们的哭喊声、牲畜的嘶叫声、房倒屋塌声混在一起，响成一片，乱作一团。
敌人进村以后，荷枪实弹，挨家逐户地搜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碰到没有着火的房屋倒上汽油就点，遇人就杀，大屯成了一片火海，成了一片血腥的世界。
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屯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愤怒的人们随手抓起一件什么东西，扑向敌人，同敌人展开厮杀格斗。他们有的抄起菜刀、举起斧头、拿起镐把、抓起铁锹……
满村尸骨满村恨，满街血水满街仇。幸存下来的大屯人民，目睹着化为灰烬、冒着浓烟、满目凄凉的村庄，整理着一具具亲人残缺不全的尸体，在附近各村群众帮助下，含着悲愤的泪水，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了亲人的尸骨。
这次惨案给劫后余生的大屯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烧毁房屋535间，其中瓦房75间、草房460间；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羊350只；损失粮食30万斤，猪肉1500多斤；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全都没有了。这是日寇推行“三光”政策的铁证。这次惨案致使大屯人民在以后的10余年中，也一直未能恢复原状。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暖河塘惨案
李炳山杜清怀
暖河塘是河北省宽城县西部一个小村，抗日战争初期仅有17户人家、90多口人。它坐落在滦河岸边，前有滦河，后靠大山，原属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现属承德宽城县独石沟乡。
1933年日军占领宽城之后，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就经常在长城沿线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伪军。这就是何子桥独立大队。这支队伍约有200多人，队长是何子桥。
1941年4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六），何子桥部队接到情报，说是驻扎在兴隆县柳河川的日军约有80多人，押送5只货船，走滦河途经暖河塘，到迁西县的潵河桥（地名）去。部队决定在暖河塘上游3里地处的贾家安村截歼这股敌人。
当天晚上，部队到达伏击地点。第二天天一亮，部队就动员暖河塘村及附近的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民兵们主动要求留下协助部队作战。部队沿贾永安村北的山梁布置了三四华里长的埋伏线，做好了战斗准备。
时近中午，敌船果真从滦河上游开来了，待敌船全部进入伏击圈，机枪、步枪一齐开了火。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埋伏打懵了，乱作一团，纷纷跳入水中。一阵慌乱之后，日军重新整顿好队伍，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八路军阵地反扑。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八路军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为避免伤亡过重，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
日军遭到八路军阻击后，恼羞成怒，便疯狂扑向暖河塘村，抓住了协助部队作战没来得及转移的胥景印、胥景堂、胥景孝、胥景文、胥景贵、胥景存、胥景全、胥俊起、胥俊海、胥殿安、胥殿中、胥殿赢、胥殿有、胥殿付、张振太、李永朝16名群众，把他们带到庄里一个空场上。日军强迫他们排成两行，又逼着胥俊海从河里挑来凉水，放在人群旁边，四周架起了机枪，有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着。一切准备好后，上来两个日军，首先把胥景孝拉出来，吼叫道：“八路哪里去了？说！”胥景孝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说：“不知道！”一个日军端着枪，朝他的后背猛刺过来。当时，胥景孝只有30多岁，身强力壮，他强忍着剧痛，转身抓住了日军的刺刀，同日军夺起枪来，双手被拉得鲜血淋淋。几个日军一起上来，连捅几刺刀，胥景孝呻吟着倒在了地上。
胥景孝被杀害后，日军继续追问八路军去向。人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死，怒火满腔，以沉默回答敌人。一阵沉默之后，又齐声喊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日军恼羞成怒，端着沾过凉水的刺刀，饿狼般地扑向人群。霎时，前排的七八名群众，随着一声声惨叫，一个个倒在血泊里。紧接着一阵枪响，后排的群众也倒下了。日军惟恐群众不死，又在倒在地上的人堆里一阵乱刺。然后，把附近的一堆柴禾搬来，堆放在人堆上放火焚尸。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当时，胥俊海、胥殿有、胥殿付、李永朝4人并没有死，只是身负重伤，倒在死人堆里。他们忍受着伤痛，一声不响，打算等敌人走后再爬出来。但是，敌人放火焚尸后，被烈火灼烤得难以忍受。他们瞅见靠河一边没有日军，浓烟向东边刮去，东边的日军也都躲开了。于是，他们从火堆里爬出来，胥俊海、胥殿有顺着烟雾向东边跑去，胥殿付、李永朝二人朝河边跑去。由于浓重的烟雾掩护，等到日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出很远了，日军朝他们一阵猛烈的扫射，但并未打中。胥俊海和李永朝跳入水中，拼命游到对岸，脱离险境。
日军在屠杀群众之后，又对全村的禽畜进行捕捉残害。一时间，鸡飞猪叫，牛羊东奔西逃。临走前，又把全村的房子点着。鬼子一直闹腾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拖上几具死尸，带着伤兵爬到船上，奔潵河桥方向而去。
次日天明，转移出去的群众陆续返回了村庄。庄里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到处是残垣断壁、牲畜尸体。被烧毁的衣服、被褥的碎片处处可见；烧焦的粮食这里一堆，那里一摊；锅碗缸盆全被砸毁；禽畜、什物烧焦后发出的煳腥味儿，更使人难以忍受。在空场上，被鬼子杀死的群众尸体横躺竖卧，焦煳难辨，其状惨不忍睹。失去亲人的老人、妇女、孩子，扑倒在还冒着黑烟的尸堆里放声大哭，拼命地往外扒着尸体，辨认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哭干了眼泪。贾家安的群众闻讯赶来，帮忙把尸体抬出去掩埋了。抗日政府的七区区长程书堂也赶来慰问遇难群众的家属，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并表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仇一定要报！
跑出去的胥俊海等4名群众，虽然逃出了虎口，但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除胥殿付幸存下来之外，其他3人在三五天内也都相继死去了。
这样，一个仅有17户人家、90多口人的小村庄，日军在这次血腥屠杀中，乡亲们就失去了15位亲人，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庄”。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艾峪口惨案（1）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办公室
河北省宽城县的艾峪口，地处长城脚下，与关内董家口一水之隔，是共产党抗日人员出入关内关外、展开抗日工作的必经之地。
1941年6月，日伪在这里制造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政府区干部赵祝华、赵明月、诸成万、陈国昌等的亲自组织下，艾峪口村的党小组、报国会、武委会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群众的抗日活动很活跃。所以，敌人对这一地区倍加注视。
艾峪口村恶霸乡绅刘茂林，人称“刘四疯子”。他依仗其子在日伪青龙警务科干事儿的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尤其让人切齿的是他充当了青龙、董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