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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大池塘，而从内向外望去，近海处狭而长，酷似鸟咀。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石塘咀。
1772年，广东长乐石匠朱居元，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弥敦想借大火之机，利用妓院搬迁促成石塘咀的繁荣，便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往石塘咀。随着妓院而来的酒楼、菜馆、烟馆、客栈等行业也迁移和兴建起来。从1910年开始，石塘咀成为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杨思贤所著《香港沧桑》一书曾有一段描写石塘咀当年的情景：
当残阳西沉、皎月东升的时候，香港之夜的面纱也层层揭开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邻这两个地区，不少富商巨贾，佩上贵重珍宝，坐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气派不凡的华厦门口。他们从侍役开启的车门里，大步跨出，进入摆开筵席的厅堂，尽情地享用佳肴琼浆。然后，在爵士音乐的聒噪声中，一对对、一双双，翩跹起舞。在浪漫的情调里，获得刺激，进行着狂欲的交流。舞娘们以自己色相的代价，取得了金钱和虚荣的补偿。
在骑楼下，在黑暗角落，三三两两的、面涂粉黛的阴影在徘徊。她们卖弄风骚，招摇惑众，频向路人暗送秋波，极尽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们跟“客人”进行了一桩又一桩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挥霍的代价。她们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为繁盛时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间放射的霓虹灯光，五彩缤纷，附近海上的小船，灯火闪耀，犹似天上的星宿，灿烂夺目，确是一幅人间的绚丽画图。然而，它的光芒终究掩饰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龌龊。
弥敦预想中的繁华，在石塘咀实现了。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餐饮等行业的生意。据马沅新编《香港法例汇编》第一卷记载，石塘咀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贝璐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咀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寮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十年，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来往，毂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仑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咀全盛时代，有大小酒楼十八家，约雇用职工一千有余。娼寮以字号计，大小有五十余家，约容妓女二千余人。……其时住舍充满，居民住户从无空歇。”请愿书的上述内容反映出当时酒楼、妓院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出弥敦时期石塘咀妓院区畸形繁荣的情景。
富园林气息的弥敦道
弥敦离任后，香港政府以弥敦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位居九龙。据香港《新报》集言堂的专栏“里巷风情”的文章介绍，弥敦道是九龙早期开辟的主要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军工兵修筑了这条路，是九龙半岛最早筑成的大道。1904年，弥敦将这条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
当年的弥敦道，路面宽阔，“路的两旁老榕树枝叶如伞，显出一派优雅的园林气息，两旁的楼宇又骑楼宽阔，大都十多二十间同一式样建筑，更有气派及高贵的格局。”“一条两旁全是商家楼宇的大道而有这种令人闲憩的设计，在过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龙，除弥敦道外，似乎没有第二条同样令人喜爱的马路。”当然，星移斗转，经历了九十余年的变迁，楼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荫大道。今日今时的弥敦道，再也没有往日的一派清静，大榕树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已无踪无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不过，在九龙公园旁还可以看到当年种植的几株百年老树。
1900年弥敦道当年弥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历史及特点。油麻地一段的弥敦道，当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桥。江湖杂技艺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场，或者表演杂耍，或者耍猴戏，或耍枪弄刀卖武艺。杂技中的一绝是所谓“卖人头”。“江湖上的杂技帮，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墙围成表演场所，一人守住入口处招揽观众入内观看‘卖人头’。每位观众收一个仙。所谓‘卖人头’是一张四方桌上，摆了一个人头，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显然不是里面有人了。这人头会唱歌、抽烟、眨眼。”杂技之外，还有唱南音的。傍晚时分，艺人弹起筝唱木鱼书，附近居民傍晚没事，围在艺场周围，听南音背解红罗，客途愁恨。听众全是女人。另外还有讲章回小说的讲古佬，围着讲古佬的听众全是油麻地街市、店铺的伙计，车仔馆的“骆驼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后来，社会发展，便有了戏院，最早的有广智戏院、普庆戏院，迟些时候便有大华戏院、平安戏院。这些戏院，设备比较简陋。
至于旺角，是当时九龙有名的华人商业区，商铺密集于狭窄的道路两旁，十分繁华。
第十四任 卢押FrEdEricK Lugard（1）
1907年7月28日，卢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总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届满。
卢押（1858～1945），也译作卢嘉、鲁吉等。英国人，生于印度。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经在印度、阿富汗、非洲等英国殖民地服役，因在侵略殖民战争中有功获封爵士。来香港前，任北尼日利亚专员兼驻军司令。1902年，卢押与伦敦《泰晤士报》经理人员弗洛拉？萧结婚。由于妻子很不适应非洲的气候条件，卢押提出调换新职。正置弥敦离任，英国殖民地部接受了卢押的请求，派他赴香港履职。离港后，赴尼日利亚任高级专员。1945年去世。著作有《我们的东非帝国》、《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委任统治》。
卢押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
卢押任内有几件大事，一是中英经过多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英国减少在港经营鸦片贸易；二是内地辛亥革命爆发；三是香港大学成立。1907年12月，卢押提出创办香港大学，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四是1908年11月香港发生首次排日运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载军火到广州，被广州当局查获拘留。日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广州当局鸣炮道歉，广州市民对此极为愤慨。香港报纸报道了有关消息，于是香港中国居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捣毁售卖日货的商店。
1909年，港督卢押向英政府建议：交还威海卫给中国，而以永远割让新界为交换条件。英国殖民地部同意在适当时候认真考虑。可以看出，新界租期问题，在早期就是港英当局的一块心病。威海是1898年7月1日，经清廷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租借给英国的。租期25年。1930年4月18日，中英在南京签订“收回威海卫协定”后收回。
1910年，九龙水塘建成，储水量3。5亿加仑。其后，增修副塘，储水量1。85亿加仑。
卢押任职期间，全港人口增至50万人。
第十四任卢押纵烟禁烟之争
英国既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俯首听命，签订了《南京条约》，取得香港的管辖权，便将香港视为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至于转移至内地的，就更不用叙述了。
到了卢押时期，英国人自己关于禁烟产生了一场争论。英国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是一个正直的英国人，他曾对鸦片在中国造成的流弊作了深入的调查，并于1908年在英国议院与下议院提出陈述。他说：我在远东，曾晤见各领事教士，及各朋友，均谓鸦片流毒中国极惨，倘英国不禁止运烟入中国，则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结果只有印度人独收其利，则中国人独受其害而已。我诚不明其何居心。我道经香港时曾晤见一著名之英商，与之讨论禁烟问题，彼之持论谓，不应将中国人娱情逸乐之事禁绝之。我乃询以假如你本身染有烟瘾，你之子若孙亦复如是，你亦愿为是娱乐否？他答云：如此又当别论。在己受害以为不可，在人受害则又以为可，存心如是，岂得谓平？我深知烟毒之害，不只可以伤身，并且可以亡国，殊不解在远东的英人尚谓无害于中国也。以仁人的用心而论，不必问中国之禁与不禁，我英国亦应先行禁绝。
虽然英国伦敦禁烟总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
主张禁烟的主流派，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动机却是“税饷”与“财力”。这样鲜明的对照，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可是，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更何况英国人呢！
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有如下记载，就是否禁烟一事，《南华早报》曾列出八个问题，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请看华人冯华川、刘铸伯是如何回答报纸问卷的。
（一）禁烟有益于港人之品行否？（冯：是。刘：是。）（二）禁后能防止港人之吸食否？（冯：否。刘：日后可望减少。）（三）承办烟饷者应否弥补其损失？（冯：不答。刘：是。）（四）对于香港财政有伤害否？（冯：是。刘：是。）（五）如以上各问题均是，应以何法弥补饷源？（冯：应征烟土等饷弥补。刘：减军饷及加税。）（六）港中商务有变迁否？（冯：否。刘：否。）（七）中国政府禁烟，人信之否？（冯：是。刘：中央政府而论，乃出自热心。）（八）别有意见发表否？（冯：封闭烟馆有益。刘：如禁烟后，每年少收税饷，又须弥补烟商之损失，其数非少。若果加税以补之，则目下加税，必非众人所愿。）在禁不禁烟的关键问题上，两位名流或者完全站到了英国反禁烟派一边，或者态度暧昧不清，模棱两可。
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