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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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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弹劾孔。时在美国的胡適得知此事后,写信劝他不要贸然行事。但傅斯年仍坚持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程沧波曾记述傅斯年搜集孔祥熙罪证之事:“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经过不懈努力,傅斯年终于搜集了孔祥熙的罪证,并准备提交参议会。为避免将事情闹大,蒋介石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以国家利益为重、争取其他国家支持抗战等为说辞,让傅放弃提交参议会。傅这才答应退让,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尽管如此,傅的质询案仍震惊朝野,孔祥熙很快下台。

宋子文上台后,其经济政策较孔祥熙时代并无改观,傅斯年对其颇为失望,他在《大公报》撰文问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见宋子文对自己的文章没有丝毫回应,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交给总编辑张纯明。”2月15日,傅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后,震惊朝野。胡適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世界日报》这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

第二天,傅斯年在国防部的楼梯上遇到宋子文,二人形同陌路。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向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不久,傅斯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文中称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针锋相对。傅斯年说,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接着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之日,宋子文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的炮轰而倒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在夫人的鼓动下,同意出任,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按照规定,北大校长不得兼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傅斯年对此事大为气愤,劝蒋应辞去校长之职。他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蒋梦麟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职务。

1948年后,国民党益加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将其比为大粪。

【霸气】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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