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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北大任教，对周作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周作人白天拟好讲义草稿，等晚上鲁迅下班回来帮他修正字句后，方用于第二天的讲课。
1917年，周作人病重，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整日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但也）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当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鲁迅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当时他们住的绍兴会馆设施极为简陋，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翻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在鲁迅建造装修房屋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担忧，四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家中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到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阋墙】
周氏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也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说的“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时说鲁迅调戏她”，以及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文章《抱犊谷通信》等细节，分析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信子因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之事发生争执，鲁迅要求分家，故当日鲁迅一个人吃晚饭。17日，周作人发现大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问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联想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鲁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日本人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还回忆，朱安曾“很气愤地”对人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鲁迅也听到信子对孩子们呵斥道：“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含义：“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予予，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在两地书中，鲁迅也将羽太信子成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