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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来华讲演时，胡適担任老师的翻译。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慕名前去听杜威的演讲，他们以为，胡適一定是个西服革履的洋派学者，谁知，随杜威走上讲台的胡適一袭长衫，态度谦恭和蔼，完全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胡思猷从复旦大学毕业时，去请叔叔胡適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胡適问道：“你有什么著作没有？”胡思猷答：“没有。”胡適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没有？”胡思猷有些生气地答：“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適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如你有著作，或有什么专门学问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著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抗战期间，胡適的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需要两千多美元。胡適只能靠写稿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適，胡適悉数退回。
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胡適闻讯异常愤怒，他第一次对学生游行抗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记者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吗？”胡適答：“可以。”他为沈崇聘请律师，并以沈监护人的名义前往法院旁听庭审。出庭做证时，他怒道：“谁没有女儿！”
1948年底，胡適携夫人离开北平，小儿子胡思杜没有同行，有说法称当时没有找到人，也有说法认为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適的秘书胡颂平则回忆，胡適夫妇上飞机后，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
1960年，胡適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讲演，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他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经久不息。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胡的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
王志维给胡適买了个咖啡壶，可以保温，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煮起来放在此地，先生深夜时也可以随时饮用，倒很方便。”胡適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常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胡颂平回忆：“先生当了四年的院长，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的。有时人家给我的电话问起他的事情，人家当然称‘胡院长’，我的回答也称‘胡院长’。他听见了，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
唐德刚说胡適是个极其通达的人，与他谈话常使唐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后来在胡適身边工作的胡颂平亦有同感，他能体会到胡適做人的道理，一次不觉脱口而出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適听罢先是愕然，然后慢慢说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唐德刚评价胡適：“胡適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了‘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蒋介石挽胡適：“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適晚年回忆，蔡元培看到他19岁时所作《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决定聘其到北大任教，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
胡適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他的诗作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大多遵循律诗的韵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完全不押韵。
胡適是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的研究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书中“咱们”和“我们”用词上的区别。在北京方言中，“咱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一部分人。前八十回，这两个词用法极为严格，因为曹在北京长大；而后四十回高鹗的用法就不严格了，因为他是杭州人。
胡適原本提倡疑古，1929年，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闻言，“除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运往美国，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美国方面为慎重起见，请大使胡適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一进书库，便如获至宝，径自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将同行的外交人员与图书馆馆长晾在一边。爱看书的胡大使此举虽有失外交礼仪，却一时传为佳话。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適曾对傅斯年说：“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文灏），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
李济回忆：“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
胡適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水经注》，梁实秋曾问道：“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適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適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胡適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適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適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適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適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適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適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適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適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適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適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適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適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適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適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適杂忆》中说，胡適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適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適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適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