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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甚好，唯有“一点小不痛快”，就是毛“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他的书也“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
当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说：“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
一次，牟宗三到唐君毅家拜访，正好梁漱溟也在唐家做客。梁称赞毛泽东这个人天资高，一般人要经过很多修养，才能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但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不是天资豁达吗？
1950年，梁漱溟受毛泽东邀请，由重庆抵京。毛请梁到家中做客，并派专车接送。毛邀请梁参加政府，梁当时不相信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聊至深夜12时，左右向毛请示开饭，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加一二样素菜即可。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梁告辞，毛泽东虽坚持送梁到门外登车，但辞色间似不愉快。梁漱溟感觉到，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他临别出门舒服通畅的情怀，此次不再得之。如果说那次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了。
虽相谈不欢，但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借住在亲戚家中后，还是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园中。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博士在《人民日报》连载了一篇长文，梁漱溟看了很感兴趣，就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求教于人，结果几方面都没有给他回答。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说，旁人不能回答他的提问，却均退还了原件，为什么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留他的稿件。毛泽东笑答道：“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农民和农村问题发言，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不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求照顾农民……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上，毛对梁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对毛所言十分震惊，他不顾一切要求发言，并与毛激辩，要求主席要有“雅量”。会场上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
僵持中，有人提议，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时，毛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件过后，梁漱溟闭门思过，他仍是政协委员，工资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1956年的“大鸣大放”，许多朋友认为梁应该出来说说话，但梁保持了沉默。接下来的反右，因其一言不发，没有卷入其中。但是，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75年9月，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学者、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呈送了反映与会学者们雀跃之情的简报。毛阅后很是高兴，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有人向梁漱溟转述了毛的批示，梁既严肃又欣慰地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晚年在《忆往谈旧录》中写道：“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子侄女（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我今做检讨……”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回首往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文革】
“文革”开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殴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飞机”。后来，他只能栖身于鼓楼铸钟厂的两间小破屋中，并被补戴了“右派”的帽子。
红卫兵抄家时，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红卫兵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文革”中流行画太阳，大街上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太阳，梁漱溟也买了颜料，在外面墙上画上太阳。集体挖防空洞，梁也积极参与，一次迟到，他颇为自责，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一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位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据实回答，说不出什么，来人便说他不老实，一巴掌将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开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开讲”了。时为1974年2月22日，梁来到会场，“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发言时，他从包中取出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摆放在会议室的茶几上。主持人请已81岁高龄的梁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便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这次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接连讲了两个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学习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开讲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诗云：“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读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对其中关于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很是赞同，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己。他认为，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这年年末，梁漱溟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
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梁漱溟作为《民国报》记者曾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到南京参加内政会议，石瑛劝他去见见蒋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蒋的官邸拜访。梁回忆，蒋给他的感觉是“虚假”，蒋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谈话时，谈到江北水灾，梁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正负责救灾工作，蒋便问梁这位朋友的名字，并让梁写在他的本子上。梁说：“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
梁漱溟回忆，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梁因为是中间派，蒋介石想拉拢他，所以总和他套近乎，见面总称呼梁为“漱溟兄”；抗战后期，梁从桂林回到重庆，已经是民盟成员，此时再见面，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称呼梁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时发现，爱唱歌、爱开会是延安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因此而忘记！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动。”
李渊庭回忆，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给毛泽东、周恩来去函，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后他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坚持不批孔子，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开始批判梁。接下来的8个月中，政协先分小组批判梁，然后是开大会批判。年已80岁的梁漱溟泰然处之，每会必到，认真参与，会间则打太极拳锻炼身体。1974年9月，在政协召开的总结性批梁大会上，主持人问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让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