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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梁漱溟完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觉得自己再无所留恋，可以去矣。学生写信劝说，梁解释道：“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谈时说，“我不够一个学问家”，因为讲中国学问，得从中国文字学入手，中国的文字学我没有用功，所以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之处在于，学问家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因为没有创造就不能吸收。但对于思想家来说，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梁漱溟又对艾恺说，他认为，王阳明“对生命已经透彻”，而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着”。他觉得自己“比起王阳明来，还差得远”，“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
【新儒】
梁漱溟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即现实的中国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事情始所未及：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认为，父亲梁济“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济投湖殉情前，问儿子梁漱溟道：“这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民国初年，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编辑，也做外勤记者，常用寿民、瘦民等做笔名。一次，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认为孙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其心意，从此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的观点常常前后不一，他也说自己常反思以前的观点哪里不对，哪点理论不通、幼稚，于是有人批评梁漱溟的哲学前后不对嘴，梁漱溟说：“前后一致那是说永远的错误！”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为：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梁总结了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尝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梁有家训曰：“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于长茂回忆，梁漱溟虚心好学，当时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是梁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但陈讲儒家哲学讲座时，梁常列席听讲。
梁漱溟待人直来直去，他总是诚恳地微笑，使见者大为感动。李兢西说：“分明你想去欺骗他一件事情，到了他面前时，你便不由的会把实话说出来了。”梁漱溟对此也很是满意，他说：“我相信人，可是我也没有吃过相信人的亏。”
梁漱溟与李大钊相熟，李就义后，他说自己不敢与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梁漱溟育有两子，分别起名培宽、培恕，此二名可见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
在论及乡村建设时，梁漱溟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抗战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曾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前去查办。梁正气凛然地说：“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1年，《光明报》因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为蒋介石所不容。王云五、成舍我、李师曾先后劝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参议会，梁一一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杜月笙。杜邀梁在茶楼喝茶，先是一番恭维，然后话题一转说：“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最终还是拒绝前往，让杜月笙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叶笃义回忆，马歇尔、司徒雷登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二人说梁的“清瘦体态，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叶将二人的话翻译给梁听，梁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愧不敢当”。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诗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句，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说“追穷寇”是错误的，并引述《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论点加以佐证。
梁漱溟重“慎独”，认为此道是儒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连自己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载：“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
梁漱溟曾作诗评论郭沫若道：“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文革”中，梁漱溟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批林批孔”期间，政协开会，群起攻之，对梁漱溟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梁自然不好受。他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自己修养不够，为什么人家说点儿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
“文革”后落实政策，梁漱溟却拒绝申报损失，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
梁漱溟并不因尊重某人而对其全面肯定。他素来敬重梁启超，但在回忆文章中依然评判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得失；他与熊十力相交甚厚，但在追忆熊时，亦“指摘”其著述的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如此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曾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研究佛学、儒学或西方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山东孔子研究所欲聘其为专家，给他寄来登记表，他拒绝道：“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晚年，梁漱溟回忆：“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梁对陈素无好感，后陈被划为右派，到香山自杀未遂，梁听闻后，说陈纯粹是出洋相。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常劝告家人和好友：“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梁并不认同，他说自己是一个佛家。他将自己与熊十力进行比较：“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对艾恺谈及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时说：心是超过身的，心和身的关系，用八个字说，就是“好恶相喻，痛痒相关”。
梁漱溟认为，能够传承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是宋朝的程颐，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而他则更欣赏王阳明的弟子王心斋（艮）。他曾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崇拜诸葛亮，他说：“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极为自信。艾恺问梁对“全盘西化”的看法，梁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为怪。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艾恺问道：“动摇不了根本？”梁答：“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
艾恺又问梁漱溟，是否认为中国还有得到欧美现代化的好处、避免欧美现代化恶果的可能性，梁漱溟回答说：“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能够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或者是破坏很大，但是还是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
【泰然】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设素席宴请梁漱溟，饭后，他们在七星岩一株小树下闲聊，恰敌机前来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梁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