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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
日后，弘一法师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到安徽九华山去朝拜地藏菩萨，途遇苏浙军阀混战，滞留宁波，在故乡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得知后，迎他至上虞白马湖暂住。夏丏尊曾回忆弘一滞留宁波时的情形：弘一时住在七塔寺的云水堂中，告知夏他当天才到寺中来挂单，前两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夏问：“那家旅馆不会十分清爽吧。”弘一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他接着说挂单在云水堂很是舒服。夏环视四周，云水堂中住了四五十个游方僧人，他实在无从想象舒服何来。
将弘一接到白马湖畔后，夏丐尊将他安置在春晖中学内。打扫完毕，弘一打开铺盖，将一床破席子铺在床上，摊开被褥，再卷了几件衣服做枕头，接着便拿出一条发黑而且破烂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去洗脸。夏忍不住提出替他换条毛巾，他将破手巾仔细摊开给夏看：“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夏丏尊每日去给弘一送饭，到第三日，弘一对夏说，以后不必将斋饭从家里送过来了，他自己可以过去吃的，并笑着说，上门乞食原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夏答应下来，但坚持雨天还是由他送来。弘一说：“不要紧，要是下雨，我还有木屐哩！”接着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夏丐尊只好答应。
一日，夏丐尊前去看望弘一法师，正赶上有人送来斋菜，夏也一同吃，其中一菜太咸，夏说：“这也太咸了！”弘一淡淡地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弘一法师到绍兴后，学生李鸿梁、蔡丐因、孙选青前来迎接，将他安顿在李任教的学校寝室中。李鸿梁去送饭菜，法师告诉他，斋菜太好了，非出家人所宜，李只好将每餐四色减为二色，可是法师仍觉得过精。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法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入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做住持”，因住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每到一处，弘一法师总是要求对方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和尚。他到南普陀寺后，寺里请他住到环境优美、条件舒适的兜率陀院，他拒绝入住。后经再三劝请，他虽勉强同意入住，但特别申明待遇要与众僧相同，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院中的桃树所结果子成熟，寺里曾给他送来几个比较好的桃子。但法师拒绝接受，坚持所有果子需由常住统一分配，自己决不能有例外。
受青岛湛山寺住持俊虚法师邀请，弘一法师赴青岛讲律。途经上海时，某居士曾问法师将转乘何船，准备通知湛山寺，以便迎接。法师知后，不愿麻烦他人，于是改乘他船。但湛山寺还是打听到他们的行程，派人前去迎接。一行人的行李很多，湛山寺的火头僧问梦参法师：“那件是弘老的衣单？”梦参“指指那条旧席袋和那小竹篓，笑着说：‘那就是，其余全是别人的。’”天渐渐热了起来，一天，火头僧看到弘一把竹篓拿到阳光下打开来晒，他忙看过去，“里头只有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这双新一点；——我不禁想起古时有位一履三十载的高僧，现在正可以引来和他老相比对一下了。”一天，他又乘机到弘一的“寮房里瞧了一下：啊！里头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桌上放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有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黄鞋草鞋，——此外再没别物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净和静肃。”
在湛山寺，弘一拒绝住在寺中特意在藏经楼东为他们预备的五间房，而是住到法师宿舍中。到该寺的第一天，寺中做好4个菜送进他的寮房，结果他没动一筷子。寺中只好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寺里只好送去一碗众僧人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如果不是，还是请拿回去。来人回答是，他这才用餐。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详，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
【接引】
弘一法师曾到嘉兴佛学会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颇觉为难，因出家之人应抛弃俗业。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释然，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弘一法师弘法之际，接引众生。知交杨白民在他的引导下学佛。后他又造访袁希濂，甫一见面，他仔细打量袁后，笑道：“希濂居士，你前生也是个和尚呢。”袁希濂在弘一的引导下，也开始虔心向佛。
在衢州的小店买豆沙饼时，弘一法师见包装纸上所写的店号饼名，工整秀丽，顿生惜才之心，便向店主打听，得知是浙江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毛世根所写，即与约见。二人晤谈时，法师对这位21岁的青年连连嘉许，其后又多次指点他书印之艺。在法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毛开始向佛，法师为他取法名“慈根”。
弘一法师在绍兴普庆庵挂单时，将居室命名为“千佛名室”，在半个月内写下300张佛号，交给3个学生，嘱咐他们分赠有缘人。
丰子恺三十岁生日时，礼弘一为皈依师，在他的居室“缘缘堂”中举行了皈依三宝的仪式，由法师赐名“婴行”。
在厦门时，弘一法师在南安小雪峰寺遇到19岁的陈海量，陈问弘一，世上果真有鬼神吗？法师并不回答，只劝他去读些佛典，并赠他十余种佛书。至此，陈开始学禅，弘一常给予指点。两年后，弘一再度到闽时，去看望当时寄居慧泉梅山寺的陈海量，陈苦恼地对法师说，自学佛以来，于佛法尊重之心日深，可对现实中的佛门出家人却总觉得难生信重，因为自己所接触的僧人大都浊俗，且又很少戒行，不知怎样才能加以对治。法师严肃而慈祥地告诫一番：“论人过失，殊非学佛者所宜。出家僧众，凡圣参差，既学佛未久，道力未足，无从深知其究竟，怎可随便议论？他人是否如法是他人的事，自己生起骄慢却是自己的过失，况且依佛法教义，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若能作如是观，于一切众生恭敬还怕来不及，何敢怠慢于僧宝？”陈海量深感悦服。送法师下山时，两人于路上遇到一个平常的僧人，看上去颇为鲁拙无知，弘一却上前向他伏地礼拜，态度非常恭敬。陈看后大感惭愧，知道这是法师有意以身示教，从此对于出家僧众再不敢心怀不敬了。
1931年5月，陈海量到五磊寺拜见弘一法师，陈问法师，何以自己初见法师就会生起莫名的欢喜。法师告诉他，这是宿缘所至，并说陈海量过去某世曾为天台山国清寺僧，两人前世曾是师生关系，今生是再续前缘。
1935年12月，弘一法师第二次到惠安弘法，住在当地信众家中。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法师作了几次讲演，为40余人证受皈依，30余人证授五戒。
某次，弘一法师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丰子恺便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于是，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让丰子恺送去，又由丰的邻人陶载良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