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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直接模仿妓女的衣服。”
傅斯年留学德国时，与毛子水同居一寓，毛常听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起初并不以为奇，觉得这在他自是当然的。有一天，毛到傅的床头拿东西，发现枕头地下藏有一本书，毛以为是《红楼梦》、《金瓶梅》之类的小说，拿起一看，却是一本《秋水轩尺牍》。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几人都喝醉了酒，傅斯年便放言道：“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不耐烦道：“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天，他与人吵架后，便去找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时报纸上发表消息，谓李在北平“就刑”。陈独秀被捕后，傅斯年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提及李大钊之死时，傅说，李不是“就刑”，是“被害”。
傅斯年每次发过脾气以后，往往会迁怒于别人，秘书那廉君时常提醒他，但依旧无济于事。事后，傅沮丧地对那廉君摇头道：“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因其出任孙传芳的淞沪公署总办，便当着胡適（丁为胡好友）的面大骂道：“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適介绍而两人认识后，二人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病危时，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一次，傅斯年又议论某人，胡適以为傅之言颇欠公允，说道：“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傅埋怨胡適拆台，胡笑道：“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傅斯年的姑丈李云林知识渊博，但他与傅斯年治学方法差异极大，故二人一见面就争吵，常吵得面红耳赤，声色俱厉。1932年，李、傅二人同坐一列火车到青岛，由尧典舜典争论至禹贡，又至安阳发掘问题，二人竟至攘臂怒目，气壮声宏，同车乘客频频侧目。幸友人在旁劝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38年，在某次国民政府的参议会上，傅斯年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就某中医问题的议案展开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便当众大骂傅斯年。傅气急，怒道：“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瘦弱的身体时，立马垂下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到段锡朋办公室，见段桌上有本书，便想借来一阅，但段正读到精彩处，不想借，傅伸手便夺过来。二人经过一番激战，傅终于得手，帽子歪着，满头大汗，便跑到院中，正好碰到在院子里散步的何兹全，他神情得意地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
傅斯年曾对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为孔说情。蒋说：“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众人。席间，傅追忆“史语所”八年的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均受其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说：“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傅斯年健谈，有他的地方，总是谈笑风生。有时说得太多，蒋梦麟便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亦不生气，一边笑一边停止了说话。
有人打电话到傅家找傅斯年，儿子傅仁轨接的电话，傅仁轨告诉父亲某人找他，傅斯年厌恶此人，便摆手让儿子说自己不在家。挂上电话后，傅仁轨问道：“爸爸不是不叫我扯谎吗，为什么今天自己却扯起谎来？”傅斯年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忙对儿子承认错误。从此再有电话来，他都亲自接听。
去美国养病期间，傅斯年曾去哈佛大学听洪业讲《春秋》，听讲过程中，他认为洪业所讲有误，便径直站起，激烈批评。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时国民党政府刚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国的保护，因此将麦氏视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亦随行。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迎接时的照片：在机场贵宾室，除了蒋介石、麦克阿瑟就座外，傅斯年也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五院院长及政要则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当时报纸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到台湾后，一次，蒋介石找他谈话，他说得兴起，口无遮拦道：“我这人最好斗，谁要想跟我斗，我一定要回敬。”蒋知其性情，并未在意。
傅斯年常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次，傅到台大生物实验室，看见一名学生正在看草履虫，他便对学生们说：“我在伦敦的时候也看过的。”这时有名学生开玩笑说：“你吹牛。”傅不以为意，哈哈大笑而去。傅还常到校内合作社买面包解馋，被学生看见往往便会敲他竹杠。
在家中，傅斯年一有闲暇，多半是看书或写文章。有时用怪腔哼吟诗词，声震全室，俞大綵常常以学他为乐。有时吃饭，傅斯年会独自微笑，用手在桌上写字，家中人看见了也不以为奇。高兴了，傅斯年会把侄儿傅乐成喊去问些问题，如答不出，先责备一番，如“糊涂”之类之话，再继之以讲解。有天晚上，傅斯年又将傅乐成与那廉君叫去，首先问傅乐成：“你懂得相对论吗？”傅乐成胡乱答了几句，他连连摇头，大笑不止。又问那廉君，那说：“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于是他便对着二人大讲特讲起相对论来，讲了数十分钟，停下来问：“懂了没有？”二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齐声说懂了，心中各自暗笑。而傅斯年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胡適在为傅斯年写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適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一进北大预科便崭露头角，当时预科的学生都坚持要免试升入北大本科，傅斯年和毛子水却坚持必须经过考试，他们说：“只要功课好，不怕人家考。”
傅斯年天性嫉恶如仇，他坦然地道：“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在用人上，傅斯年唯才是举，并不看此人的身份、地位、背景等。他曾说：“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为了杜绝政要往“史语所”安插人员，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凡请人介绍来‘史语所’者，如不以专门名家而借重军政权要者，必首遭摒弃，不予审查，毫不假借！”
傅斯年痛恨占公家便宜之人，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进行告诫。
傅斯年厌恶罗振玉，每次提及罗，必在其名字前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教员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傅怒道：“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来人无话可说。对于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丝毫不留情面，他不仅开除周，后来蒋梦麟为周作人出具证明，表示曾托周保管校产时，傅斯年坚决认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
1946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称自己“实一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搜集孔祥熙罪证时，傅斯年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件上勾画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加批语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国民政府政要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1948年8月，傅斯年由美国治病回国，当时国民政府禁止私人藏黄金、美元，实行金元券管制。傅氏夫妇抵达上海时身上带有38美元，俞大綵觉得是区区小数，不必理会。但傅斯年说：“事无大小，我们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将这38美元换成了金元券。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坚决治理招生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他创制了考试印题“入围”制度，要求印题者在封闭的图书馆印题。时值溽暑，图书馆门窗紧闭，所有门窗缝都用纸糊上，当时没有空调，化学系的老教授林耀堂为防窒息，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每逢台大招新时，说项之人蜂拥而至，傅斯年不厌其烦，多次在报端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讲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干才】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做了一次深谈。蒋梦麟到德国后，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深叹傅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30年代，傅斯年与老师胡適共同辅佐蒋梦麟治理北大，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西南联合大学创办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此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随着战事深入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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