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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的临刑鸣冤奇案，照他的跟毛师爷互有勾结的幕友建议，还是得多方遮盖。
“担子要大家分担。”王兆兰说，“我看不能都由我们一手包办。”
于是他的幕友为他划策，首先要请麟椿设法关照会审的候补知府马永修，能够呼应连合，其次要由原审的通城县官马翥，有一番巧妙的辩解，最后要把握住一个宗旨，案情即令有所不明，王树汶的罪名不错，他是一起行劫的从犯，依律仍然是斩罪。这一来才可以将未审出王树汶替胡体安顶凶的过错，含混过去。
第124节政海波澜（2）
这件案子有了这样出人意表的结果，自然引得国人热议，首当其冲的就是鳞椿，他和龚裕的关系很好，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龚裕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湖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龚裕偏袒鳞椿，反激出龚裕的意气，真的偏袒鳞椿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鳞椿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何桂清身为陕西道御史，第一个上奏抗争。于是皇帝命身在两江办差的季芝昌和何汝霖会同龚裕、鳞椿复审。
以两位军机大臣复审此案，在王季福父子看来，自然是沉冤将雪，不想这其中又出了一个极大的岔头
鳞椿和季何二人有着两重师弟情谊——他是道光十五年的进士，季芝昌的座师；而何汝霖是房师。学生出了这样的事情，偏又派来复审的是老师，这种难以料理的纷繁复杂，让季芝昌和何汝霖也觉得分外的为难起来。
鳞椿不敢怠慢，亲自登门哀求，季芝昌、何汝霖二人为师弟之情所感，也不愿意为此案得罪了湖北一省的官员，所以从旁审问的属员也都是臬司衙门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
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郑敦谨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鳞椿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不但是鳞椿，就是季何二人也不免着慌。皇帝于司法之事非常认真，当年崔荆南山东一案就是前车之鉴，山东全省官员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刑部尚书赵光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就有一个郑敦谨，死活不肯，闹到最后，他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郑某人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赵光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赵光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故乡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周祖培，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郑敦谨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周祖培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郑敦谨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咸丰四年的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
通城知县马翥革职充军，以陆惺接任；任凯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鳞椿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着即行革职，姑念该员上任未久，前情不明，故着加恩仍留原任。’而京山县知县朱光第，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正是职司守牧臣工典范，擢升为武昌知府，即日上任。
这一次曹仁修宴请，说起的，就是这件事。何桂清听台长——御史台不称上官，而称台长——念及此事，脸上如同飞了金似的似有荣焉，不过听他说圣躬忧虑，自己自然要问：“皇上的烦恼是什么呢？”
“无非权臣跋扈。”
“皇上乾纲独断，既有所恶，何不罢黜？”
“你知道不知道，皇上亲政之初，曾经立过誓言，要待大臣如弟兄手足，这话……”
“这话我也听过，可是亲爱不是姑息。”
“不错，应该爱之以德，不过凡事不能无因而至。”曹仁修停了一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的。”何桂清点点头，想了一会儿，他又说：“古人有言：疏不间亲。大臣在皇上是弟兄，像我，只是远房子弟，上章弹劾大臣，不正犯了疏不间亲之戒了吗？”
“根云兄顾虑周详，处事正该如此，可是你应该看的出来，从古以来的纳谏之君，除了唐太宗就数今上了，而且，”他加重了语气说，“依我看，今上犹贤于唐太宗。”
“哦？”何桂清眨眨眼，很是注意的问，“何以见得？”
“你还记得魏征仆碑之事吗？”
这是个很有名的典故，何桂清当然知道，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故，唐太宗命九品以上官员皆赴丧，陪葬昭陵，下葬之日，唐太宗登御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亲书上石，人臣哀荣，至矣尽矣。但不到五个月的功夫，唐太宗听信谗言，以为魏征生前结党好名，手录前后诤谏之词，以示起居郎褚遂良，爆帝之短，因而下令将所撰魏征墓碑扑倒，原来预备跟魏征结为亲家，以衡山公主尚魏征之子叔玉的喜事，也就此作罢。
“唐太宗与魏征君臣遇合不终，而今上对大臣摁礼始终如一，这就是贤于唐太宗之处。”
这等于明白告诉何桂清，如能直言极谏，弹劾权臣，不但为皇上嘉纳，而且绝无后患。
从曹府告辞回来，何桂清坐到书案前凝神细思，弹劾军机大臣，不能无因而发，总要找到一个什么由头，方可动笔，琢磨了一会儿，给他想到了一件事：本年三月初，皇帝巡视天津绿营驻防，场面一塌糊涂，惹得皇帝龙颜震怒，将奕山、长瑞等人拔翎摘顶，交部议罪，就是直隶总督和天津府，也各有处分，赛尚阿是奉旨管着兵部的大臣，身担责任，难辞其咎，就以此事为立言之基
就为了这个缘故，何桂清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亲自誊写，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皇帝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兵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赛尚阿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
折子是这样写的：“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赛尚阿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赛尚阿、大学士贾祯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赛尚阿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大学士贾祯，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大学士季芝昌，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协办大学士彭蕴章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皇帝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朝廷于该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认真的看过折子，皇帝拿起笔，飞快的草拟了一份上谕，吩咐一声：“去，传内阁、六部、御前大臣到养心殿见朕。”
六福不敢多问，答应一声跑了出去，很快的，内阁卓秉恬、倭仁、孙瑞珍、曾国藩、翁心存、阎敬銘、载垣、僧格林沁、世铎、华丰等人进到殿中，整衣拜倒：“臣等叩见皇上。”
“前天，朕和军机处见面的事情，想来尔等也都知道了吧？”
军机处为了皇帝要降旨惩戒鸦片商人一事，当面顶撞皇上，朝野上下尽皆知晓，虽然当时皇上没有多说什么，但以皇帝的性子，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轻松放过，这也是大家的共识，今儿召众人到御前，不用问，正是为此事而来。卓秉恬碰头答说：“是，臣已经知道了。”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臣以为，军机处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先皇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请皇上降旨，从重处置。”
“先皇临终之时，曾经于朕、于群臣有过教诲：”皇帝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皇考他老人家说，万事当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朕每每想及，心中感佩，自问德行难比先皇万一，亲政之初，也从不敢临之以威，却不想多年沿袭而下，竟为赛尚阿之流以为朕是秉性柔弱之主，言语之中失却人臣之礼多有，朕一贯优容有加，不想数日前为惩戒鸦片一事，赛尚阿，贾祯等目无君上，顶撞朕躬，实在是放肆已极”
皇帝的声音逐渐提高，“赛尚阿以受命佐臣自居，更兼懿亲之贵，目无君父，由来已久，朕念及旧情，一再容让，该员不知报效，前日呈旨之事大出悖逆之言，谤及朕躬之处在在，朝中多有劝朕训诫之声，不过朕念在他三朝老臣，更且是懿亲之尊，总不愿骤加挞伐。孰料竟成养虎遗患”
“赛尚阿之下，如贾祯、季芝昌、何汝霖等，以文臣听用，不知精白上侍君父，只以个人利禄为尚，本年年初，季芝昌、何汝霖等借江南办差之机，于湖北省内买良顶凶一案，早知经纬，却私相庇护，指鹿为马，草菅人命，不但失却人臣之尊荣，更忘却君子立命，当以‘与人为善’为攸归之根基，如何可为朝臣表率，如何立足于军机处？传旨：……”
众人知道，这是最关键的声音，各自聚拢精神，眼睛一眨不眨的听着：“……赛尚阿、季芝昌、何汝霖三人，入职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三人年老体衰，着开去一切差事，家居养身，仍准以原品休致。”
“大学士贾祯，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至办事竭蹶；周祖培只能循分供职，经略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事，降二级调用。协办大学士，领工部尚书衔军机大臣彭蕴章，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照前例，宜应退出军机处。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