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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李明睿提出南迁后，有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旨，让他准备一千名兵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帝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北京城破之前，方开章想要见崇祯皇帝，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城破前两天，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
【九 最后的议和】
南迁不成，崇祯皇帝开始布置保卫北京。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西洋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帝甚至还慷慨地挖出深藏地下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之秩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
1644年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与大臣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封密封急件送到，崇祯看了后脸色大变，坐在那里发呆，许久后才站起来退入后宫。
原来三月十六日，负责监军的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已经打开居庸关的大门迎接李自成大军；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而且焚烧了位于昌平的明朝皇陵。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早知道农民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
而这时街上的百姓正毫无顾忌地唱着：
〖闯王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衣兮，饥不食，
还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臣来剜肉。
生填沟壑诚可哀。〗
穷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因为李自成的密探一直在京城中散布消息说，李自成到来后，城里的穷苦百姓每人可得到五两银子。
三月十八日一早，崇祯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殿，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
据说早在元宵节的时候，北京城门一直大开，李自成派大量密探携带黄金混进了京城。这些密探用重金买通了京师炮队将领，所以北京的葡萄牙大炮未发挥任何威力，全是空炮（计六奇《明季北略》）。
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曹化淳阻住。张缙彦心中难免起疑，于是转道皇宫，想当面向崇祯皇帝奏明，但被太监拦住，不给通报。
李自成也没有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个罪名会让他遭受道德和道义上的谴责——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大顺王”与崇祯皇帝谈判。
其实李自成早在昌平时，就曾派原明将王永吉到北京与崇祯皇帝进行谈判，交换条件是分割出中国北部并封他为王。但显然王永吉并没有见到崇祯皇帝。
崇祯召见了李自成的使者杜勋。杜勋曾是崇祯皇帝的亲信，崇祯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首席大学士魏藻德当时也在场。杜勋倒是十分坦率，直接说明了李自成的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担心现在的让步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他是个不敢负责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支持议和的绥靖策略，这样即使将来他被指责，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只替罪羊。
于是崇祯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此刻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
魏藻德对皇帝的小算盘一清二楚，他可不想自我牺牲；对臣子而言，他可以在明朝当大臣，到了大顺朝一样可以当大臣。于是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皇帝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发抖，转身先打发了杜勋。
杜勋刚一离开，崇祯皇帝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并将这位老臣一把推倒。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遂再未提起。
魏藻德后来亲自陪同李自成由长安门入城。后来在李自成发动的“追赃助饷”中被拷打，魏藻德交出一万三千两黄金赎身，但刘宗敏依旧不满足，魏藻德被拷打至死。
三月十八日晚上，李自成的军师矮子宋献策占卜星象，说是若明日下雨，则此城必破。次日早晨，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醒来后，见外面下着濛濛细雨，大喜过望，下令部队准备进城。
李自成刚将营帐移至彰仪门外，太监曹化淳主动为他打开了城门。至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逐渐占领了南城。
就在这时，崇祯皇帝正走向后宫长寿殿，他看到被李自成军队占领的郊区烽火烛天。他恍然已经知道，在大顺军攻入紫禁城之前，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了。
崇祯随即密召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进宫，让他们各带家丁护送他出城南迁。刘、巩二人哭着道：“法令素严，亲臣不得藏甲，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数百，何足以当贼锋？”
崇祯叹息，挥手让两人退去。在令两位外戚离开之前，崇祯皇帝说：“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三人相对而泣（李清《三垣笔记》第十八卷）。
接下来便演出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说，当太子朱慈烺和他的两个弟弟（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焕）离开大内时，缅甸和暹罗进贡的大象，在玄武门内的园中突然哀鸣起来。根据民间传说，大象能识别出要想暗害君主的人，并能用鼻子阻止他们进宫。
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意思是四十多万明军中战斗而死的只有两个人，好一个“嘻”字！
【十 李自成的速胜】
入北京城前，李自成连发三箭，同农民军约法说：“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他又张榜宣布：大军进城，秋毫无犯，敢有抢掠人民财物的，立即处死！百姓高兴地奔走相告，店铺很快开张营业，城内外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李自成两次接见城乡老年人，询问民间疾苦和农民军有没有扰乱百姓的现象。受接见的老人，出宫后向人们述说，李自成简朴可亲。
这个时候，明朝廷在京的官员们“衣冠介胄，叛降如云”，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我是兵科时敏声！”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你已经老了，胡须都白了。”刘廷谏忙分辩道：“太师如果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变黑，我还没老。”这马屁拍得相当肉麻，于是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受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身之祸。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对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