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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年，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十七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
他的儿子王敔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一百余种，四百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夫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于“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两百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变化日新”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
在湖南古代史上，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乡先贤是周敦颐；道光年间，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邓显鹤为之刊布流传，于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颐，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两人生平经历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现，不只是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于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
近代梁启超曾经说：“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国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维新志士谭嗣同更称王夫之的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学术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对后世造成极大的影响。
后话 朱姓皇族后来的下落及汉人的光复运动
庞大的明朝皇族——朱氏数十万成员，绝大部分在第一场劫难中被农民军屠杀了，一小部分又在抗清保国的战争中殉国了。除了这两部分外，在这场空前浩劫中侥幸逃生的皇族成员，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生活。
据历史记载，在明清鼎革之际，有一部分皇族成员，如皇太子朱慈烺、崇祯三子定王朱慈炯、四子永王朱慈炤，秦王朱存枢、晋王朱求桂等，先被李自成农民军俘虏至北京。清军攻陷北京后，这部分被俘皇族在兵荒马乱中失踪，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一直成了历史疑案。
民间传说的朱三太子即定王朱慈炯，他长期隐姓埋名，以充当私塾教师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东汶上县被清政府捕获，全家处斩。
而在广东梅县地区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北京沦陷后下落不明的太子朱慈烺，其实与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的嘉应人李七淳一起潜回了李的家乡梅县。后为躲避清廷，太子也削发为僧，并在梅州阴那半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建了一座庙，名叫“紫殿”，又叫“圣寿寺”，后便老死在此深山中。死后，他被当地人尊为“太子菩萨”。
为了躲避满清的迫害，一部分皇族成员，在国破家亡之后，纷纷隐姓埋名，或窜伏山林，或辗转流徙，开始了艰难的逃亡生活。如出自宁藩的宗室八大山人，在明亡后，便自动放弃了朱姓，后来干脆出家当了和尚，只是把明朝灭亡的日期，偷偷地组成花押签在他的画里，以志不忘自己是大明子孙。
周藩分支安昌郡王朱肃渣，在安昌沦陷后，逃往浙东，投奔鲁监国以海。舟山失败，他战死，其子安昌长子朱某年幼，被母妃携带逃出，后为躲避清廷迫害，来到杭州杭净寺，出家拜豁堂和尚为师，做了和尚，后来到松江一个荒野破庵中偷生。母妃临死时将王印交给儿子，庵中僧人走漏了消息，结果安昌王长子仍被官府抓捕处死，同庵僧人受牵连而死者数百人。
《清稗类钞·姓名类》记载，明亡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罪惟录·楚昭王桢传》也记载，楚藩分支祁阳王朱某，在明末楚藩沦陷后逃到福建。后福建沦陷，他与一个叫严炜的书生一起“更姓名入瑶中自保”。因此，今瑶族中，也应有明皇族的血统。
《罪惟录》还记载，有某支宗室出生的诸生，明亡后绝望出家，初在无锡太子庵做和尚，后又在界灯寺做住持，法号个纳，能诗会画，在当时颇有名气，但从不与人讲起旧时故事。
还有一部分明朝宗室成员，则被迫投降了清朝，接受满人的统治，以使家族免遭绝嗣断代之劫。前期投降清朝的有潞王朱常淓，其后裔不明。最后也是最大一批投降清朝的是逃到台湾的那一批。当年国姓爷郑成功父子收复台湾后，优礼宗室，所以1661～1663年间，有大批宗室成员渡海来到台湾。这些宗室皇子王孙们受到郑氏父子礼遇，在台湾留居几十年。但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施琅攻陷台湾，郑氏政权降清，逃到这里的明朝宗室大都被俘，被迫投降，接受满清统治。据说当年施琅来到台湾，立即收缴这些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清王朝至此一统全国，大局稳固，便假示宽仁，没有再杀害这批明朝宗室遗民，而是将他们强迫内迁大陆，安置于山东、河南等郡县。这部分宗室后裔因此能够传递下来。
在台湾失陷时，宁靖王朱术桂不忍做亡国奴，上吊自杀殉国。他没生子，以比他低一辈的益王朱怡镐之子为嗣，取名朱俨珍，当年才七岁。据史书记载，这位朱俨珍被强迁回到大陆后，于1693年被清王朝安置在河南开封府杞县，后裔遂居于此。
又据资料表明，宁藩的一部分宗室后裔，明亡后仍留居江西，直到今天，仍是江西朱氏中的重要一支。这支家族在清末民国时还续修了《江西八支朱氏宗谱》，至今仍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馆。另湖北沔阳一带，今天也有明朝宗室后裔存在。
每当朝代鼎革时，新建的王朝总要铲除前朝皇族。但没有哪一个政权像满清王朝一样，因为自己是异族入侵，做贼心虚，对明朝宗室怕得要命，所以清初对明宗室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这给朱氏带来了比明末农民起义更残酷、更可怕的灾难。直到康熙时期（公元1662～1722年），情况才稍有变化。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康熙皇帝才下了这样一道圣旨：“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康熙帝南巡时，又两次到南京拜祭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葬地孝陵，并下令求访明朝后裔，使奉守朱氏世祀。但因无法访察，没有结果。再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正式访查出明宗室后裔朱之琏，封为一等侯，入正白旗令世袭，以奉明孝陵的春秋祀事，这样，明皇族后裔又有一支加入满族。
至此，明宗室后裔才结束逃亡生活，恢复了普通平民的身份。
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雍正七年（1729年），距离1644年已经八十五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