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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整个状况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朝庭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一朝已经因为神宗皇帝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崇祯末年，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
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赋税竟然增加了六倍。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再加上地方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一亩产出六两银子的田地，至少要交纳十几两的税。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事见钱泳《履园丛话》）。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所以历史学家传统的说法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朝庭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该怎么办呢？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百姓们恨官兵，明朝逐渐失去了民心。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年）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崇祯的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大臣马世奇在《廷对》中向崇祯皇帝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军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朝庭用官军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官军。对于崇祯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有一段记录说：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一百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明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
而这时戍边军队也要求崇祯皇帝拨饷。1644年初，户部侍郎吴履中奏称，国库存银仅剩8万两。他说：“若无九边，京师何以安守？”坚决要求将这笔钱拨给戍边军队。但崇祯皇帝拒绝了，他打算将这笔钱全都用来加强京师守备。
后来户部尚书倪元璐谈及道德是头等重要之事时，崇祯帝问道：倘若道德果真如此重要，在拖欠前线军饷之时，将如何以之解救国难呢？
两人正论道德之日，距二人之死——1644年三月十九日——只有三十五天了。
崇祯本不该是亡国之君，可惜，他时运不好，这是他的难处。他也不是个能干的人——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外，就没有能干的皇帝——人才不分贤否，议论不分是非，政事不明得失，军机不论成败，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刚愎自用，却又性子急躁。当流寇满山、四方鼎沸的时候，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抚两端，没有定策，以致茫无成算；加上御下太严，打一场败仗立即杀将，丢掉一城立即杀吏，正所谓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
【六 李自成的运气】
李自成后期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但无战略眼光。他善于攻打城池，发明了独特的“瓴甋”法，但攻下城池后往往大肆屠城，不派人留守，随攻随丢。在历史上，关于李自成的定位好的说法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比如中国的教科书对他的定位；不好的则是“流贼”，基本上历代正史、野史都认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是“贼”。《明史》不但将李自成归在《流贼》一类中，甚至干脆地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认为李自成是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流贼。
其实李自成只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他从小家贫，一直没有什么出头的机会。还在给崇祯当邮递员（可惜由于他的职位太低，崇祯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时候，从来就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将来有一天也能有机会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但是机会选择了他。在李自成加入了农民军后，机会成就了他。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假若没有度量和眼光的话，就不是每个时候都能准确地把握住机会。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军受到几近致命的打击。李自成在潼关被洪承畴和孙传庭三道埋伏线包围，李自成打败，只和刘宗敏、田见秀等十七骑突出重围，躲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
正当崇祯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上天眷顾了李自成，满清的军队又开始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纷纷陷落，明朝政府被迫选择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命洪承畴任蓟辽总督，孙传庭任保定总督。孙传庭气愤朝庭不乘胜追击，故意称病辞官，反而被崇祯认为不想出力办事，被逮捕下狱。主张招抚的熊文灿接任，派出侦骑搜捕李自成。侦骑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不想继续在崇山峻岭中费心劳力，就报告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不出数月，崇祯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
李自成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个劲敌走了，“稍得安”。但这时李自成的情况并不好，他的身边只有十七个人，还躲在山中一步不敢出去，前途看起来十分渺茫。
崇祯十二年夏，已经投降熊文灿的张献忠重新反穀城。李自成听说后大喜，重新出山，集结部众。很快为陕西总督郑崇俭所败，李自成自认晦气，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好去投奔张献忠。但张献忠此人性情难以捉摸，凡事随心所欲，他也看出了他的这些农民军同行们，要数李自成最有出息，将来必是劲敌，于是假装收留了李自成，想借机除掉他。但事不机密，被李自成事先发觉，李自成逃走。
『注：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都是农民起义军，却一直不是同志。崇祯十四年，张献忠被左良玉追得无路可走，也不得不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记恨前事，想要乘机杀了他。号称曹操的罗汝才跟张献忠交好，对李自成说：“留着张献忠，可以使他扰汉南，分官军兵力。”罗汝才见李自成不答，就偷偷给了张献忠五百骑，纵他逃走。事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此时杨嗣昌正督师夷陵（今湖北宜昌），听说李自成走投无路，立即传檄李自成，让他投降。李自成正憋着一肚子气，立即对杨嗣昌派来的使者破口大骂。于是杨嗣昌派兵围捕李自成于巴西鱼腹山中一带。李自成无路可走，打算自杀，幸好养子李双喜劝住了他。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溜走，投降了明军。
李自成麾下最骁勇的大将刘宗敏也打算投降，被李自成发觉。此刻李自成众叛亲离，已经是万念俱灰，他流着眼泪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是天子之命。你去卜上一卦，倘若不是吉卦，你就带着我的人头去投降杨嗣昌吧。”
若是带着李自成的人头投降，以后就不愁有高官厚禄，刘宗敏大喜过望，当然同意了。
刘宗敏卜了一卦，却是吉卦。他有些失望，又卜了一卦，还是吉卦。刘宗敏还不死心，卜了第三卦，还是吉卦。古人迷信，信天命，刘宗敏这才死心踏地相信李自成有天子之命，于是回来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为了表示忠心，还杀了自己的两个老婆，以便轻装上阵。
其他人听说后，也表示要跟随李自成这个“真命天子”。于是李自成尽焚辎重，轻骑走河南。这个时候，他身边只有五十来人。
正好河南大旱，粮食极贵，一斛谷要万钱，老百姓没有钱购买粮食，成千上万饥民到处流亡，成了李自成极好的兵源。李自成一到河南，饥民听到李闯王出山的消息，纷纷前来投奔，大概有七、八万人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农民军获得迅速发展，李自成精神大振，指挥饥民在河南纵横驰骋，攻宜阳，杀知县唐启泰；攻永宁，杀知县武大烈；攻偃师，杀知县徐日泰。这时候的李自成所向无敌，并以杀人为乐，喜欢砍人的脚，活挖出人的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遇到了李信（即李岩）。
杞县举人李信是明朝前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李精白靠拍魏忠贤马屁当上了尚书，曾经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还在生祠焚香祝词说：“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意思是称赞魏忠贤像尧一样具有天那般大的阔大高贵的胸怀，那种皇帝般的伟大道德简直难以形容。李精白还特意把“巍”字的“山”旁移到下面，人们问他为什么，他答：“害怕‘山’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崇祯即位后，魏忠贤的势力被铲除，李精白也被东林党人弹劾，被贬死。李信独自住在家乡杞县，中过举人，也算是当地望族。当地灾荒闹得凶的时候，好多农民断了粮，李岩拿出家里的一些粮食，接济断粮的饥民。百姓们很感激他的恩德，都称呼他“李公子”。
杞县附近有位走江湖的绳妓红娘子拉起队伍起义。因为李信在当地名气很大，红娘子想拉他入伙，派人绑架了他。李信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