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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右手，“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
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所写，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但左良玉都不满意。反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非常合左良玉的心意。
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到南京公干，那时南明朝中君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左良玉派了人来，上下没有谁敢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甚至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人人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不客气，坦然而坐，没有丝毫谦虚之色。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柳敬亭虽然只是说书人，时局变幻中，他却也不能静静置身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狂潮之外。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在酒后谈起宁南旧事，都欷嘘洒泣。“江畔逢君诉遗事，断肠如遇李龟年”，离落心事，不忍说破，沧桑之极。
明亡后，柳敬亭的演艺更臻化境。他将其亡国的亲身感受、郁抑之气，融合于评话之中，使经历国变的百姓，产生极大的共鸣，从而达到感人以心、动人之情的效应。黄宗羲写《柳敬亭传》，说听到柳敬亭的说书，令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同样是写国破的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实在远不如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得深刻。说书能到如此地步，以国破家亡的哀思扣人心弦，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确实是相当不易了。
但黄宗羲依旧只把柳敬亭当作倡优，说“其人本琐琐不足道”。
柳敬亭一生交游广泛，尤喜与文人交结。当时的文士景慕柳敬亭的高风高艺，也都乐为之赋诗、填词、赠文、作传。这些作品后来均收载入各自的诗文集中或散见于诗话、词话、笔记里，流传至今。龚鼎孳在《赠柳敬亭》一文中写：“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康熙元年，七十六岁的柳敬亭应龚鼎孳之邀到来北京。龚鼎孳邀请各大名流、诗人词客集其私邸，举行诗酒之会，听柳敬亭说书，轰动了北京文坛。就这样，柳敬亭在北京周旋于士大夫之间，首尾四年。
《旧都文物略》里说柳敬亭“为睿亲王多尔衮所罗致，利用其技艺使编词宣传”。因此有人嘲笑他终究是艺人，“很难够得上谈忠义节操”。然而当时多尔衮一声剃发令下，天下谈得上忠义节操的又有几人？写诗词劝柳敬亭南归的吴伟业、龚鼎孳当时都是满清的显贵。反倒是柳敬亭以方便说书为由，终其一生都未薙发易服。
柳敬亭生逢明末异族入侵的乱世，在残酷的新旧蜕嬗现实里过着献艺生涯，个人际遇不可避免地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串成唇齿关系，不但哀乐不能自已，连栖止游息也往往不由自主，最终难免惹出一些同时代人的阴忌和身后的是非。
康熙四年（1665年）暮春，柳敬亭终于买舟南下，这时他已经七十九岁。次年，柳敬亭以八十岁高龄参加龚鼎孳爱妻顾眉（即有名的秦淮名妓顾横波）的葬礼，并为之说书酬宾。顾眉于康熙三年死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康熙五年（1666年），龚鼎孳特向朝廷告假，扶灵返回江南，将顾眉的遗体归葬。
柳敬亭晚年受过老友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资助，其后事迹不详。他究竟活到何时，死于何处，未曾留下一点迹象，就这样无闻而终，令人为之凄怆。
还是吴伟业的一句话是柳敬亭一生最好的评价：“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雪满头！”不必说什么傲骨嶙峋，不必抹杀本性，不必妆点山河变色后悲泣喜笑的矛盾。
【八 史可法与扬州十日】
明朝末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天，出督京师学政的左光斗，带着几个随从冒雪出外巡行。路经一座古寺，便进去避风雪。在寺内的廊下，看见一个衣着单薄的年轻人，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桌上放着一篇刚刚做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文章阅读，不禁赞叹不已，爱不释手。他解下自己所穿的皮衣，轻轻盖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从寺里僧人处得知，这个青年名叫史可法。
自那次偶然的机缘，左光斗认为史可法才学出众，定非等闲之辈，就收他作了自己的学生。有一次，左光斗十分高兴地对夫人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很平凡，将来继承我的志向的，只有这位学生！”
不久后，左光斗遭到大奸臣魏忠贤的诬陷，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锦衣狱内。史可法焦急万分，又听说老师在狱中遭受酷刑，将不久于人世，就拿着银钱泪流满面与狱吏商量，终于感动了狱吏，让史可法扮成扫垃圾的人进入狱中。
史可法看见老师由于受了火刑而面孔焦烂，膝下筋骨也脱露出来，不由自主抱着老师痛哭。左光斗苏醒过来，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于是强忍剧痛，用手指拨开眼皮，目光如炬，生气地说：“傻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奸人正想把我们的人一网打尽。往后，谁去整顿糜烂的国事啊！你再不离开，我现在就亲手打死你！”说着就把套在手上的铁环投向史可法。
后来，史可法含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成。”
这是史可法年轻的时候的事。左光斗的铮铮铁骨给史可法后来的一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人。自幼好学，为左光斗赏识后，应考顺天府试，中第一名秀才。崇祯元年四月中进士，六月任陕西省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在朝廷中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他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史可法深受恩师左光斗的影响，为官清正，办事干练，声名大著，官直至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不过他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
在弘光政权成立后首次商讨国策时，史可法也提出了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应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因为有南宋的教训，他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明确地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于史可法不积极进取的态度，刘宗周和陈子龙等人都非常不满意。可惜刘宗周和陈子龙这些真正的人才不久后就在党争中被迫辞去了官职。
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多尔衮进入北京后不久，搞清楚了南明的形势，知道史可法是唯一一个可虑的人，就派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给史可法招降。这封著名的书信由投降满清的复社成员李雯起草。
史可法回信中对满清入关赶走李自成表示了感谢：“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哉？”明白无误地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史可法也期望能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联合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这是史可法缺乏战略的远见，也充满展现了他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他从不敢轻易决策，只因为他认为他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存亡之秋，他承担不了轻率决策的后果。
但在回答多尔衮让他背叛明朝的问题时，史可法的态度却非常坚决：“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