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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佳县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
此时，南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清军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分别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集中对付农民军，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此时三支不同的军队同时在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阿济格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南一魁原为明朝官员，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
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
1644年十二月底，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清军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
在关键的时候，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满清时所带的“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三百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
次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
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随即放弃西安转移——这与八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
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二十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
当李自成统率大顺军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时，南明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连章告急。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可能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发，带了一支军队赶往湖北蕲春，同左良玉部相呼应。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一带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部，一时“武、岳大震”。左良玉不敢迎战，在三月二十三日借口接到崇祯帝“太子”密谕，扯起“清君侧”的旗帜全军乘船东下，放火焚毁武昌。
李自成带领大顺军进驻劫后烬余的武昌后不久，阿济格部清军就追踪而至，“围武昌城数匝”。刘宗敏、田见秀领兵五千出战，被清军击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继续东下。
这时，大顺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既无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要保护着随军家属，十万以上的大军随地筹粮，势必出现组织混乱，指挥不灵。南明的江西总督袁继咸在三月下旬向弘光朝廷报告：“闯贼下走蕲、黄，上犯荆、岳”，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作战方向。四月，清军追到阳新富池口，趁大顺军不备冲入营垒，李自成军又一次失利。
四月下旬，在距江西九江四十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大顺军久历战阵、位居文官武将之首的汝侯刘宗敏被俘，军师宋献策、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和襄南侯以及大批随军将领的家属也被清军俘获。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父当时就被杀害，宋献策却凭借他取得李自成信任的一套江湖占卜骗术得到了满洲贵族的赏识，于是这个矮子成为了一名旗人，最后死于1662年。
在这前后，丞相牛金星认为大势已去，同儿子牛佺（大顺政权襄阳府尹）私自脱离大顺军，向清方投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后来升任湖广粮储道；牛金星因为在大顺政权中地位极高，在明朝官绅中名声又极坏，清廷不便安排其职务，老死于牛佺官署中。
李过则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为东下南京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兼之多铎部清军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泗州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他手下的军队还有几万人。为了决定大军的行进方向，李自成亲自带领少数卫士去察看地形道路，到了九宫山下，突然遭到程九伯为首的当地地方团练的袭击。当时跟随在李自成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
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当场击杀。
张鼐和一名姓刘的伴当逃出，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恶耗。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集，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李自成的死纯属偶然，同时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大顺统治时期与黄巢占领长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30％～40％的唐朝官员接受了黄巢大齐政权的职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员。但当义军士兵很快失去控制并开始抢劫时，黄巢的谋士尚让在一府衙门上发现一首讽刺诗，他下令将该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后，又将他们吊死，并下令处死城内所有会做诗的人。仅这一次屠杀就死了三千多人。
总的来看，李自成是个速胜与速败的人物。
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然而大顺政权对降官不能重用，还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要求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
他采取追赃助饷的方法来取得军饷，这样虽然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树敌极多。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看来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个草莽英雄，明末的乱世使李自成由农民成为英雄。中国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出处”，如今又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去处”。李自成终究只是历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闪亮之后就陨落了。对他来说，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却损失惨重。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此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1644年5月，满清入主北京时，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这事留待后面的篇章再讲。
历史人物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获得了机遇，却又亲手丢掉了机会。在李自成死后三百年，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代旷代伟人毛泽东的心。
李自成的铜像今天还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的昌平，那是他进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他还补充了一句说：“还有殿试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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