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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唐宋开始，中国人虽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经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强盛让外夷艳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会去海外发展的。元朝灭亡后，从明代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像番薯、棉花等传入了中土，人们对海外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故乡成为“危邦”、“乱邦”时，去国怀乡是他们自然的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吴用这些聪明人没有彻底参悟透彻，而李俊、费保这些粗人却能做出正确选择一样。读书人往往有故国之心理负担、明君之痴迷幻想，他们要么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标准，要么不得以隐居于山林。而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没有那些个幻想，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于是纷纷去了南洋。
可此时中央王朝的态度和以英王为代表的欧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严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却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讨生活，朝廷多没有面子呀，因此对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加打击。当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时，想让“天朝”为子民们撑腰，可如乾隆这样的“明君”都认为，那些天朝弃民，自己叛离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就像一个老爷子一样，自己不把身边的子孙当人，还以“父母在，不远游”等歪理将子孙绑在身边，连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寻找做人资格的机会都不给。而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虽然许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对旧欧洲失望的难民，但人家国王不阻挡，甚至还提供方便。因此，欧洲人才能开万顷碧波，把他们的文化，输送到全球。人家国王至少给臣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孔子那个时代，至少还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百姓有这个自由吗？只有到了清末，国门被别人打开了，在惶恐与惊奇中，中国人开始被动地大批“浮于海”，王朝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因为满清已经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对臣民的控制力。
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可悲，可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更可悲？
公孙胜的标本作用
梁山集团中有几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如鲁智深、武松和公孙胜。鲁智深死前终于参透了佛法，修成正果；武松断臂后，去六合寺出家，假行者变成了真行者。这两个佛门弟子在大部分时间内非真和尚、真行者，无非是为避祸借佛门一用而已。
公孙胜从一开始就是个道士，征方腊后又回蓟州当了职业道士，但和鲁智深、武松这些亲手杀人的和尚比，他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宗教人物，而是穿着道袍的黑社会联络员。他除了会炼丹、打坐，会一些飞沙走石、呼风唤雨的法术外，似乎看不出他有何种宗教的修为。因为宗教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一清何尝有过信仰？
一清先生是梁山水泊事业的元老之一。晁盖和吴用、三阮、刘唐正在商量如何做生辰纲那桩大买卖时，公孙胜这位云游道士自己上了晁天王家门，告知官兵押送生辰纲经过该地的消息，和吴用见晁盖的目的一模一样。这两位智谋人物不约而同想到了依附晁盖这样的地方黑恶实力，正是中国自古以来落魄书生、江湖术士的一贯做法。自己信息灵通、头脑活泛，却没有做老大的胆量与魄力，必依人成事。
公孙胜从上梁山开始，就是仅仅作为排名于吴用之下的谋士、用巫术退敌的道士而存在，从来就没有尝试过用道教或别的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团结广大梁山将士，武装这些强盗的头脑。
中国历史上凡是搞得动静比较大的造反，大多有些神秘的宗教在起作用。汉代以前，中国大多地区还只存在万物有灵的多神教。大泽乡的陈、吴学狐狸叫“陈胜王”实在是太低级，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已有时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开始兴起，这时候造反的流民立即利用这一新兴事物动员、组织群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等人首先是以精神领袖的面目出现，控制了相当多的信徒后，才将精神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角色合而为一，向大汉王朝发难。
后来中国历代的老百姓造反，几乎都采用这种模式。只是号召信徒们的神、佛名称不同而已。从张天师到摩尼佛，到弥勒佛，直到太平天国从西洋贩来的上帝和耶稣。而历经千年，这些把戏的内核却一点没变。
而宗教对梁山人的心灵来说，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大概是因为梁山人一开始造反的路径和历朝大规模的造反不一样的原因。历朝历代凡是大规模的造反，其事先的宗教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必将先有一个宗教人物长期在民间秘密传教，制造各种舆论，宣传自己的神迹，一点点扩大信徒群。张角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汉末，首先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出现，等一旦拥有三十六方的教徒，匹夫振臂一呼，完全可以使朝廷震动。元末也是彭和尚、韩山童利用波斯传来的摩尼教，扩大影响，而黄河挑出一只眼睛的石人，无非是因势利导，利用黄河工地民工聚集，事先安排的一幕戏准时出演而已。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拜上帝教的准备活动更为漫长。无论从理论还是舆论、骨干、基本群众、地域选择，都经过反复的考虑调查，最后在紫荆山起事，立即如滚滚洪流席卷大地。
梁山集团和上述这些造反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临时凑在一起的械斗而已。首先他的两任领导都不是宗教领袖，甚至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宋江只会死扣从儒家借过来的“忠义”二字，加上传统的权谋术。晁盖整个儿就是个没有长远目光的莽夫。最初起事仅仅为了财富，事败后不得已上了梁山，合并了王伦，但接下来怎样干，谁也没谱。梁山在滚雪球似的发展中，队伍的壮大、训练、整合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小偷、小商小贩、落难的贵族、倒霉的军官、不安分的小官吏，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梁山，他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没有共同遵循的铁的纪律、没有对某种神或教义的内心信仰，完全为活命、为利益而聚。为利而聚，必然容易为利而散，这样的队伍的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几次偷袭中成功了，但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吃尽了苦头。
宋江接手这个集团后，他除了要养活他们外，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凝聚他们。梁山上一帮流浪汉，除了快乐的喝酒吃肉，快乐地杀人放火，实在没有什么让他们敬畏的。李逵这样的人，效忠公明哥哥，因为宋公明哥哥能给他银子，能带着他去打仗，满足其杀人欲望，对所谓的忠义，他能理解什么？在忠义堂前，他还时不时奚落这位哥哥，就像在村前打谷场兄弟间的斗嘴一样。更甭说让他有某种信仰和敬畏呢。他的信仰就是“遇鬼杀鬼，遇人杀人。”宋江本身的先天不足不能使他克服梁山一盘散沙的缺陷，他看到了这样的部队没有拼死打下去的牺牲精神，搞不好一场策反就分崩离析了。还不如趁着股票还没有套牢，找个好时机抛出去算了。这也是小吏的精明之处。
而有着宗教信仰的集团往往有种视死如归的气概，使敌人不敢小觑。湘军攻进天王府后，死守天王府的太平军将士集体举火自焚，这样的精神才是造反者和当权者拚杀的最大资本。历史上是否宋江征伐过方腊，已无定论。但方腊确实是在浙南起事的，而且方腊部众多是明教教徒，——外人说他们“吃菜事魔”，因而也叫他们“魔教”。宋江部征辽、田虎、王庆都无一伤亡，惟独南征方腊，十亡七八，是否因为方腊部有宗教的凝聚力。方腊的皇叔，弟弟、女儿、丞相、尚书，不是惨烈战死就是自杀。《水浒》中写道：“按宋鉴所载，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级。”这仅仅是守护方腊老巢帮源洞的将士。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梁山集团不是被招安，真的让宋兵攻破城寨，宋江的手下有方腊手下这种忠诚么？
连本身是道士的公孙胜都没有什么信仰，还能苛求梁山人用信仰团结起来么？ 公孙胜是一个标本，正说明梁山人物除了一味的杀人放火外，没有集体的宗教信仰，因此没办法打造目标一致、敢于献身的无敌部队。
家庭到朝廷，无可冲出的罗网
小时候看连环画，最喜欢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三个叛逆：孙悟空、哪吒、沉香。这三个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对父母老师们的不满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总循着这样的造反之路：先是对家庭家族的权威的挑战，然后是对政权的挑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权威，逆子容易从贼，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这种“忠孝”的孪生关系反映了几千年王朝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质性。
悟空是石头蹦出来的猴子，据说是日月孕育出来的，也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没家的野孩子，没有家族权威的羁绊，他的童年就是顽劣生事的童年。学得七十二变诸般本领后，那么造反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统治者，他大闹龙宫和天宫，去阎罗殿将自己除名，表明他原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身，无论最高统治者玉帝也罢，还是手握生死的阎王也罢，种种的权威都该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艰难，更不为世所容。他从挑战父权开始，进而挑战王权。直至以剔骨还父、寄身莲藕的决绝，清算和父母最后一点“债务关系”。
对于沉香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玉帝的女儿下凡与民间男子媾合生出来的私生子。他是高贵家族的弃儿，他的母亲因犯了天条被他的玉皇联合舅舅杨戬压在华山下面。他的“劈山救母”其实隐含了他回归体制内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为了救出生他的母亲，为了尽孝，和佛家传说中的目莲一样。
无论是野孩子悟空，还是私生子沉香，抑或是主动和高贵门第决裂的哪吒，最后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归宿：回归体制内，当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长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当他们被招安后，最大的贡献是去围剿那些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叛逆者，如哪吒奉命去捉拿不听话的孙猴子；猴子被唐僧从五指山下救出来后，就以杀他当初的同道者——诸多妖魔鬼怪为第一要务。
这是中国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族与朝廷这两端巨大，而在家与朝之间，民间社会的空间极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两大权威的阴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无处可逃。而且这两种权威互相强化与维护。父母教儿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报国”，作朝廷之忠臣，而统治者喜欢“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没有作“忠臣”的资格。朝廷不但默认家族对其成员有处置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这种家族权威。就如哪吒那样，你成功地还了父亲的债，但朝廷出手，依然将你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