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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时代，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应当仅局限于发挥自己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能力，在与合作者和竞争者的相处中，独特而富有吸引力的人格力量也表现出一个领导者的号召力。曹操所具有的幽默、豪爽、乐观是他特有的品牌和标志，这种吸引力和亲和力会为合作者提供一种不自觉的依附感和安全感，使他们对合作的前途充满信心，这种力量有时比单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显得更重要。
曹操是个双重性格的人，“生性多疑”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矛盾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但后者显然占了上风。其实一个人并不在乎多具备几种性格因素，关键还在于能否将它们合适而有利地表达和流露出来。作为一个并没有在有生之年坐上帝位的领导者，曹操能够与后世创下最宏大功业的开国帝王们并肩而立而毫不逊色，也正验证了他的成功。千载之后，当人们看到曹操这个名字时，似乎依然能看到他热烈而充满狡黠的笑容。
焚裘示俭晋史纪：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命焚之于殿前，诏中外，自今毋献奇技异服。
引言
站在历代开国皇帝的行列里，晋武帝司马炎可能会觉得有些局促不安。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他的祖父和父辈，而他自己更像是一个守成之君。其他开国皇帝面对的是战场上的对手，司马炎面对的却是与自己竞争皇储之位的亲生弟弟。他一生都面对着来自政权内部的问题，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司马炎性格温和，而当时国内的局势也迫使他必须走一条温和的道路，这对他而言倒也不算艰难。从争夺继位权开始，他就中规中矩地走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道路，从此之后，他这一生的执政道路四平八稳，从不采取过激的措施，只是用怀柔与安抚的政策平抚人心，努力想要化解一切矛盾。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但司马炎这一生并非全然是苦恼。他多年的安抚政策收效显著，政局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与变乱，原本因战乱而大量减少的人口重新增殖起来，国家经济实力也蒸蒸日上，显示出太平盛世的气象。特别是在一批忠心耿耿且称职能干的老臣辅佐下，曹氏与司马氏几代明君能臣未能扫平的东吴终归于晋朝治下，更让司马炎感到建立了不世之功，对生活的态度也从以往的谨慎变得纵意起来。虽然西晋政局在他的身后发生了变乱，但仅就司马炎一朝的功业来看，这位以守成面目出现的开国皇帝还是称职的。
司马炎的即位之路
随着岁月的流逝，三国时代辉煌的群星纷纷陨落，鼎足天下的分裂局面也即将结束。在北方，虽然魏国的曹氏政权已经逐渐被司马氏取代，但在几代曹姓君主的努力之下，北方地区的人才优势和经济优势已经明显显现出来。而在南方的蜀国和吴国，新任继承人的才能和见识与他们的前辈相差太远，君主昏庸，统治混乱，区域综合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方。就这样，三国之间的势力平衡被打破了，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北方。
登着父祖奠定的基业，司马炎坐上帝位，成了中国历史上即位最轻松的开国皇帝。他没有经过白手起家的艰难困苦，也用不着亲自到战场上拼杀，只要能够维持国家正常运转，不出太大差错，就能做一个合格的皇帝。但先人留下的基业也给他带来了困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已经伸进了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危及到皇帝的统治。司马炎的性格不失宽厚温和，但却缺乏远见，在一再的政策失误中，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西晋的覆灭埋下了祸根。西晋的统一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之后，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来临，中国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与动乱。
司马炎出生于公元236年，史称晋武帝。虽然名义上是晋朝的开国皇帝，但西晋真正的根基还是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在世时奠定的。河南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世家大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先后经历过曹家四代君主，当曹操、曹丕、曹睿在世时，他倒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上天不佑曹氏，聪明有为的魏明帝曹睿年纪轻轻就去世，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从此掌握朝廷大权。
在司马懿的努力下，曹氏王族势力越来越微弱，连废立皇帝的大权都握在了司马氏的手里。在司马懿之后，司马师废掉了皇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杀死曹髦，改立了更容易操纵的曹奂。面对如此形势，曹髦在激愤至极时曾经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名言，使得司马昭在后世成了野心家的代名词。
如果事情不出意外，已经做了晋王的司马昭本来可以顺利坐上皇位，但他命运不济，在称帝前夕突然病死，建立晋朝的责任就落到了长子司马炎头上。公元266年1月，司马炎接受了曹奂的禅让，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晋，年号泰始。从此曹魏的天下换成了司马氏的天下，三十岁的司马炎成了晋朝的开国皇帝。
虽然从曹奂手中接过帝位的道路很顺利，但在此之前，为了成为司马昭的继承人，司马炎却和司马攸进行了一场暗地里的争斗。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同母弟弟，曾经被过继给司马师做继承人。按照司马家族的计划，司马昭本应把位置传给哥哥司马师的后人，而且司马攸才学出众，深受司马昭的喜爱，是司马炎强劲的竞争对手。于是司马炎拼命与司马昭身边的要臣交好，让他们在父亲面前为自己说好话，这样的工作做了很久，最后司马昭觉得弃长立幼可能会造成政权不稳，终于还是选定了司马炎。幸好这个决策做出得还算及时，因为三个月后司马昭就去世了，如果在他临终前还没能最后拿定主意，恐怕司马氏家族中又要发生一场夺位之争。
有了这么一场争斗做背景，司马昭夫妇都很担心，临终时都留下遗言要司马炎善待司马攸，一定不要报复他。司马攸是个行为举止很有气度的人，说话做事总是合乎礼法规范，谁也抓不住他的过错，司马炎在他面前也不由得小心谨慎，每次总要斟酌半天，想好了词句才敢开始和他说话。就这样，一场风波之后，司马氏兄弟之间依然尽量平和地相处，至少在面子上还过得去。
新皇帝的温和路线
司马炎即位以后，也开始思考曹魏政权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对宗室的防范过于严密谨慎，宗室的手中没有权力，日后皇帝一旦出现危难，就没有得力的亲属来辅佐他。考虑到这些，司马炎就把许多叔侄兄弟都封作王，给了他们领地和军队，还有任命属地内官员的权力，又让几位宗王带兵镇守荆州、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既掌民事又掌军权。但他却忘记了另一个前车之鉴：当年刘邦大封同姓子侄，后来的皇帝控制不住诸侯王们，以致引发七国之乱。这次他重蹈覆辙，若干年后，司马氏宗亲中爆发八王之乱，同样闹到不可收拾。
除了照顾宗室，司马炎还要尽量善待士族和大臣们。这些人都为司马氏获得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司马炎做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封给富有荣誉意义的官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另外还封了许多异姓公侯，赐给他们食邑。这些当然都要从百姓的赋税中产生，由此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上，司马炎也显得很宽容。当魏帝和汉帝退位之后，他们的宗室都受到了禁锢，现在司马炎却下令解除了这些约束。后来对待蜀国和吴国的宗室时，他也是尽量优待。这在历代王朝对待前朝宗室的策略上，可算是难得的宽容了。用人的时候他也不计旧仇，把一些曾经帮助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政权的人都任命为官，即使有人反对也毫不在乎。对于有能力的前蜀国官员，他也大胆起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新政权的好处。
司马炎在执政时期，还制定了著名的《泰始律》。这部法律体例完备凝练，显示出宽厚治国的精神，尤其是减去一些关于死刑和株连的规定，对社会上各种矛盾有所缓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大臣张华等人的提醒下，司马炎很重视法律的普及行动，让人把关于死刑的条目抄出来张贴在驿站里，让百姓前去观看了解，扩大了在民间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政策上，司马炎也是尽量宽容。他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又任命东部鲜卑慕容酋长慕容廆为鲜卑都督。当时有许多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人在北方居住，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也时时爆发反抗。曾经有人建议司马炎将这些少数民族人迁回原地居住，以免将来爆发更加严重的民族冲突，但司马炎考虑到这种建议在实际中很难执行，同时也会使晋朝丧失很多兵源和劳动力，就没有采纳。但这种矛盾确实日益加深，在司马炎逝世后终于彻底爆发，北方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期，曾经受到司马炎重用的刘渊和慕容廆也成了汉国和前燕两个政权的建立者。
一生中的最大政绩
司马炎这一生中最大的政绩当数消灭东吴，完成了南北统一。这场战争一直影响到百年后的淝水之战，当时的前秦君主苻坚就是因为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像西晋那样横扫江南，才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南征。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司马炎打算平吴时也有许多人反对，不是也成功了？
但西晋的经验却不能推广到前秦。前秦国内存在太多隐患，东晋的实力也非东吴可比。
在司马炎的时代里，曹氏和司马氏前辈们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国内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惟一的问题是西部边疆不稳定，却也还可以承受。而在南方，东吴的君主孙皓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君，性情暴虐，倒行逆施，生平最喜欢做的就是用酷刑杀人。在他的统治下，吴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百姓人心浮动，西晋的统一大业赶上了最好时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为消灭吴国做战略准备。羊祜是司马师的内弟，才能出众，忠心耿耿，受到当时百姓和后世人的尊敬。接受这道任命后，他在襄阳安抚百姓，减轻赋税，努力加强战略物资储备。
虽然吴国的形势已经每况愈下，但江东依然有许多人才，羊祜在襄阳期间，三国名将陆逊的儿子陆抗出任东吴对晋方面的主帅。他颇有父亲的遗风，上任没多久，就在与晋方的较量中攻城破阵，让羊祜看到了他的军事才能。羊祜明白自己遇上了对手，就采取相持战略，在积极备战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安抚边界军民，让东吴百姓也感受到西晋政权带来的好处。
五年之后，陆抗病逝，晋军又得到了机会。羊祜向司马炎提出讨伐吴国的建议，但却遭到贾充等人的反对。贾充是晋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在史书中历来以奸臣的面目出现。他前期最重要的活动是当机立断，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期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因此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站在司马炎一方，成了晋武帝最信任的大臣。这个人出身法学世家，颇有才干，曾经主持修撰《泰始律》，为西晋一朝立下汗马功劳。他强烈反对伐吴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西晋对平定东吴的确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大败于赤壁的阴影犹在，他认为皇帝不该拿江山去冒险。这种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