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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身穿麻衣，头戴麻冠，左手持魂帛（魂幡），由两个侍从扶持在灵柩前行走。三儿子以下的男性家属每人左手持哭丧棒一根，也由侍从两人扶持，在柩后步送。
起灵时，杠夫头目唱道：“请驾！”又唱道：“太太们上轿啦！”乐队奏哀乐。
袁世凯的大太太也穿了麻衣，用麻布包头，带有白棉球五个，姨太太包头上只有三个白棉球。媳妇、女儿等也有三个白棉球，内有一个是红的。女佣、丫鬟有一大群，身穿白布孝服。大太太手棒“宝瓶”，待灵柩上“小杠”后，率领女眷，登上轿子，出西宛门，经府右街，到新华门前，抬在“大杠”之后。
北京民间风俗，在出殡前夕，丧家买一只瓷瓶由孝子跪在灵前捧着，亲友及家属每人依次用新筷从灵前供的祭品中夹取少许，放入“宝瓶”，最后用青绸一方、红绸一方及五色丝线扎紧瓶口。出殡时，由长媳捧着，送到墓地坟内棺木之前，埋入墓中。迷信传说是供死者在阴间享用的。袁家这次用的是一个青玉雕刻的大宝瓶，但不由大媳妇捧持，而由袁世凯的大太太捧着。据说也是依照皇室的规矩。
32小杠启行，前有乐队引导，还有铭旌、冥器、旗、伞、幡等，出了熏风门，经宝光门，沿中海西岸，经仁曜门，丰泽园前，再沿海岸，出新华门。这时，黎元洪等候在新华门内，向袁柩行一鞠躬礼，即退。
最前为向导旗10面，警官厅总监吴炳汀率领武装警察、保安队开道。次为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个连。这些加起来已有2000人左右。士兵倒背枪支，俯首而行，长官手侍指挥刀督队，刀、枪柄上都系黑纱。在这些队伍之后，才是仪仗。
北京民间风俗，丧仪队伍前有撤纸钱的一人，把白纸钱沿途撒向空中。清末民初撤纸钱的一个能手，外号叫“一撮毛”，此人系旗籍，颊上有一绺黑须。他能把一把纸钱拧成一团，撤到四五丈高的空中，才散落下来，有一些纸钱恰好落到在灵柩前行走的孝子身上。“一撮毛”身穿孝服，把几斤纸钱装在大车上，叫他的伙计从车中取来，交与他撒。他又组织一群穷孩子，跟在仪仗队两旁，收拾空中散落下来的纸钱，转卖给办丧事的人家，他从中取利。这次袁家出丧，撒的纸钱是金黄色的，与一般白纸钱不同，用好几辆轿车载运。“一撮毛”用了三四个伙计做他的助手，从新华门口一直撒到西车站。
各方致送的花圈50对，由执事穿孝衣持行。
大车一乘，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从独马”12对，执事穿青绒红边衣，头戴大绒帽，手持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这些都是清朝皇帝外出的排场。
各色绣花大 旗12对，又绣花片幡24把，均分黄、红、绿、白四色，上绣日、月、星、辰、龙等花样，每色6把。又黄色大座伞3顶。这些都在中间由执事抬走。两旁有各色扎彩配亭4对，内供袁世凯生前的衣冠、勋章等物。
幡伞60柄，分为黄、红、绿、白、紫五色，缎绣，每色各12柄，由执事穿绿色銮驾衣抬走。
和尚、喇嘛、道士各15名，手持引幡或经幡及各种吹奏法器。
13人组成的大“清音”队，双管、双缕、双笙，外加九音锣等。
总统府军乐队，约六七十人，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奏哀乐。
总统府“华乐队”七八十名，用民族乐器奏哀乐，也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子。
蓝白色扎彩绸的大影亭一座，八抬、杠夫穿孝衣，内设袁世凯的大照片。
大黄色绣缎座伞两柄，黄丝绒穗子。每柄由一人手持，两人“拉幌”。座伞之后，有袁世凯生前坐骑－匹，由侍卫牵引。
“洪宪”皇帝宝座，八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是袁做皇帝时特制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后随曲柄“影伞”－顶。杠夫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绎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拂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桂白花，臂围黑纱。他们都步行送丧。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
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蓝白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旁的眷属。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丧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口。仪仗到了西车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队伍，等候灵车开行。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这辆灵车是京汉路局事先改装的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了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这列车还装着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袁生前的坐骑一匹也挂了一节棚车运去。另一列车是送葬的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但早半天到达彰德以便迎灵。
在西车站附近，观看的人群十分拥挤，担任警卫的警察、保安队对拥挤的人们和路旁的黄包车动辄挥鞭乱打，有些车辆竟被打坏。正阳门桥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阵拥挤，有几个人竟被挤倒，与桥上的栏杆一同掉入河里。这种意外的事态，当时报纸未敢登载。
因袁世凯生前遗嘱，死后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凯的灵柩运往该村入葬。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7节 黎元洪瀛台新主
黎元洪是袁世凯碗中的一块热豆腐，急吃不得。但袁世凯诡计多端，最终把黎元洪调进北京，并且耐人寻味地将黎元洪安排在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的地方。古瀛台重演了一出“囚禁”的悲剧。
当20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200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武汉有两支陆军精锐脱颖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另一支则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在清廷自1906年以后所举行的历次秋操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新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军三战三捷，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被视为新军之冠，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军统帅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举世公认的“南洋名将”。
但事实上，所谓的“南洋名将”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军发起攻击，其中数发炮弹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烟蔽日，烈焰冲天。黎元洪再也顾不得都督的“威严”，慌忙上轿出城，一口气逃出60余里，才停住脚步。
尽管如此，当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
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叫嚣：“他们这祥做，将置我于何地？”于是，立即使出其翻云覆雨的招数，下令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南北议和，使北洋军再次炮轰武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于2月13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继任，在辞呈中特别提出要建都南京……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他深知孙中山之举意在调虎离山，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故借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为都。
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二巨头在建都问题上各不相让，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为之一勃，暗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二人之所以一个要求建都南京，一个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将政敌置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如果能够乘机说服他们将国都建在武昌，还怕他们不唯我黎元洪的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后，便于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并公开提出建都武昌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果如此，则“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正式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的承认与不反对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与蔡元培等人虚以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世逢场作戏，纷纷调兵遣将，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此时孙中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黎元洪则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对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恶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旧任副总统。两位前清的奴仆，摇身一变成了创造民国的“赫赫元勋”。
但好戏还在后头。
1913年3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宋教仁，正当踌躇满志实现其政党内阁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