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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备忘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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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在她手中的价值还不如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他相信慈禧太后一旦不再需要这件装饰品的时候,那就连这般囚徒生活也会过不成了。    
    而令光绪帝在精神上承受最大苦痛的是得不到珍妃的消息。    
    其实,珍妃的遭遇同光绪帝一样,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残酷迫害。戊戌变法不久,西太后对珍妃施以刑仗,撤去簪饵,囚于偏僻的钟粹宫北三所,并再也“不许进见”光绪帝。珍妃遂成了打入冷宫的囚犯,由两个宫女监视,“门自外锁,饭食自槛下送进”,“窘苦备至”受尽折磨。不过,珍妃很坚强,“她从来没有向哪一个太监作过什么询问或是请求,她始终是静默着。虽然她心里自必也极想知道光绪的近况,和他们俩以后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    
    光绪帝通过小太监探听到珍妃的下落以后,多想与她互抒情怀,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下,总算搞了几次“偷渡”。当光绪帝悄然走近关押着珍妃的那座冷宫,其情景是如何的凄凉,那三具大锁无情地横在两扇大门中间,把光绪帝与珍妃隔离为“咫尺天涯”的两个世界。每次他们只能攀着窗栅,凑在那横钉着木板的隙缝里说上几句心里话,每次又各自带着一颗破碎了的心依依惜别。    
    就是这样,光绪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一直过着这种囚禁生活,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先于西太后一日死在涵元殿的东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光绪和西太后之死只隔一天,因此人们不免产生疑团,对光绪之死,留下种种传说。    
    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在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政,翻她一手制遣的种种冤案,所以派太监下毒害死了光绪帝。以下书籍均有记载。    
    《清室外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唯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则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域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之不利。”    
    《清稗类抄·迷信类》:“因谓孝钦病革,不愿先帝升遐,授命亲信太监搤毙之者。”    
    《崇陵传信录》:“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曰:“我不能先尔死。”    
    《瀛台泣血记》:“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第二种说法,认为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的告密,才使慈禧太后血腥镇压维新运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必然不会轻饶了他,所以袁世凯下此毒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帝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是最近有的学者从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中得出光绪帝系是正常病死的结论。    
    不论光绪是被人害死还是正常死亡,大清皇帝被囚于瀛台,最后死于涵元殿,使得瀛台这座美丽的小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使这宛如身披绿纱,亭亭玉立在碧波之上的少女,过早地步入暮年。    
    这是一个悲剧。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9节 西苑三海的特大“奇闻“

    光绪十二年,西苑三海,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在营建宫殿之时,西洋的现代科技产品引进到三海,仪銮殿安上了电灯。与此同时,紫光阁铁路铺成,并开启火轮车。在宫廷禁苑行驶火轮车,真乃西苑三海内的特大“奇闻”。    
    1886年(光绪十二年),浩大的西苑三海拓建工程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官殿,为配合这项工程的进行,清廷除在全国各地购买材料外,还将西洋的现代科技引进了西苑建设工程之中。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由神机营总办恩佑经手向丹商祁罗弗洋行购买的电灯、锅炉等西洋产品启运到达北京。    
    但这些洋东西如何安装,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建筑讲究风水,而这些洋东西一旦出现在宫殿里,会不伦不类,有碍于风水。且在封建礼教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在那些身穿朝服、足不出、,因循守旧的大臣眼里,洋东西就如妖怪一般,令他们害怕,要在宫廷内安装这些洋东西,有违祖宗的传统。为此,西苑三海要装电灯,就如特大“奇闻”,惊恐的“号外”一样,使众臣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特别是内务大臣极力反对,但慈禧很喜爱西洋的洋玩儿意,她说:“钟表是洋玩儿,我们照样使用,没出什么事嘛?”但电灯毕竟是第一次使用,和钟表不一样,危险性很大。所以特下旨让官任内务府员外郎的英年查办此事。11月26日,英年奉旨到西苑四处察看,测量地势,掌握气脉。    
    他搞清了西苑的地势和气脉后,便来到仪銮殿,向慈禧禀示:“西苑地处排列属壬字,壬字延年,可在仪銮殿西围墙外安装电灯、锅炉,择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丁卯时动士,丙午时安装。”    
    其实这次安装电灯、锅炉,纯属“迎合懿旨”之举。电灯专为慈禧享用而设,慈禧居住仪銮殿,电灯、锅炉必须就近安装方便为易。但当时,电灯并没有安装在仪銮殿内,而是安装在仪銮殿的西围墙外,恐怕是对电灯还是存有顾忌,因为电灯要用电,需发电,使用不当也会带来危险的。所以殿内照明仍用旧式的蜡烛和油罩灯。    
    新安装的电灯,把仪銮殿外照得如同白昼。就在这天,慈禧特地到仪銮殿外,十分高兴地说:“电灯真亮呀!”遂下旨赐给英年许多礼品。这是清宫里的第一盏电灯,电灯带来了光明,锅炉则带来了温暖,慈禧一高兴,就在仪銮殿住了整整10年,到光绪十七年四月才离开仪銮殿,驻跸颐和园。    
    曾经安装第一盏电灯的仪銮殿,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曾为联军统帅瓦德西占住,并于此时失火烧了此殿,当年清宫的第一盏电灯就在庚子年那一场大火中烧毁了。    
    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北海到中海之间,清宫中的第一条铁路修建完毕,这是当时国内已铺设的第四条铁路。    
    铁路的铺设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修通了中海北部的紫光阁、时应宫一带。工程结束后,李鸿章从天津运来的6节客车厢和机车头,陈设于此,供慈禧御览。后来为了试验列车是否能长途运行,又将已成的紫光阁路段向北延伸,穿福华门(中南海北门),入北海的阳泽门(北海西南门),再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自龙泽享以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至终点站镜清斋。这段铁路总长1510.4米,其中又有157米是活安铁路,分布于三段:一段在福华门内,一段在福华门外至阳泽门前,另一段在阐福寺前的神路上。所谓活安铁路就是用时现安的铁轨。因为这三处都处在交通要道上,如果将铁轨固定安装,车马通行起来极为不便,因此采用此法。在铺设铁轨的过程中,北海的西岸和北岸完成了一系列的路基工程,如拓宽泊岸,开挖土山,挪修甬路,砍伐树木,添修涵洞,搭筑桥栈。镜清斋门前还建了一个黄瓦顶的小型火车站站廊。    
    紫光阁段铁轨铺完,是当年十一月初六日左右的事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将火车运抵北京,进献慈禧,请示是否可以试车。    
    这列火车原是天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潘骏德向法国新盛公司德威尼订购的。档案记载,其中包括列车厢6节,丹特火车头1台,铁轨7里多。车辆运到北京后,经过海军衙门验实,主要有:乘客车厢6节,包括上等豪华车厢1节,上等普通车厢2节,里面的陈设华美,做工精良。中等车厢2节,行李车厢1节,里面也都装饰有光洁的材料。这些设备原订货价才6000两白银,但是在巴黎工厂加工后,分别装箱通过海关运来中国,结果这些钱连运费都不够。据清政府驻法国领事林椿说,这列火车虽然是由德威尼来承办,但是资金是由法国银行监督登飞筹措的,监督货运是由巴黎总办公司的勃郎一手经办的,生产厂家的监工雷逊亲自指挥生产及安装,他们都乐意为大清皇室服务,纯属义务,不计报酬,所以价格才如此低廉。    
    由于当时法国通行窄轨火车,因此李鸿章进呈的小火车也是窄轨火车。而车辆中既有帝、后专车,又有通用的头等、二等车厢及行李车,可谓品种齐全。法国商人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无非是为了在大清国的皇宫内苑安设一个大广告,希望在中国最高统治者慈禧面前推销他们的产品。不过慈禧最后也没有亏待这些洋人,分别给予不等的重赏,作为他们热情为清朝皇室服务的酬谢。正所谓,礼尚往来。    
    慈禧对这条宫廷专列很感兴趣。1888年她移居西苑中海,以仪銮殿为寝宫,勤政殿为议政殿堂,北海镜清斋为传膳、休息之所,差不多每天都要乘坐一趟小火车,往返于仪銮殿和镜清斋之间。慈禧的车厢是黄绸窗帷,宗室、外戚的车厢是红绸窗帷,王公大臣的车厢则是蓝绸窗帷。由于慈禧迷信风水,害怕机车鸣笛“吼叫”会破坏宫城气脉,所以小火轮车行驶不用机车牵引,而是“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每次行驶,都有许多太监手执黄缎幡旗在黄帷车前的铁轨两旁,列队导引。    
    在宫廷禁苑行驶火轮车,是西苑三海的特大“奇闻”,也是都市特大“奇闻”。它本身不能直接给商旅带来什么福音,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然而,它的重要性则远远超过了直接的经济价值。它是清政府在京师正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廷最高统治者乘坐火轮车,往返于宫廷禁苑这件事,对于北京乃至全国的铁路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鸿章敬献火轮车的一番用心,皆于此。    
    李鸿章趁重修三海之时,建议在紫光阁修建铁路,并敬献火轮车给慈禧,绝非完全是为了讨好迎合慈禧的享受。    
    在1863年(同治二年)时,李鸿章曾首先发起修建中国铁路的建议。1880年(光绪六年),他在《遵旨复议刘铭传拟办清津铁路》的复奏折中,列举了兴办铁路事业的十大优越性,即“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博”。1885年(光绪十一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李鸿章为会办。第二年,他以“铁路开遍,可为军事上之极大补救”为由,奏请将“铁路事务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李鸿章极其重视对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然而,由于清政府腐朽昏庸,大多数上层官僚却视先进的铁路事业为“奇技淫巧”,而极力加以阻止和破坏。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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