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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在其计划之列，因为志村菊次郎确实是因故失踪了，且在其失踪后清水节郎马上带人来宛平城要人，日本人不可能预先知道志村菊次郎要拉肚子，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好利用这个事件的准备。有人会说了，日本人说志村菊次郎拉肚子，你就信啊，没准就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呢，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因为这小子在战事未开时，又跑回来归队了。所以我倾向于这不过是一个骄横的日本下级军官习惯性的一次骄横表现而已，和之前的许多摩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在之前无数次量的积累后，摩擦终于质变到了战争高度。我想这并不是日本人想要的，毕竟打一个国家还是需要点理由的，日本人虽然无耻，但你真让他光着屁股满街跑，还是有所顾忌的，不顾忌中国，也得顾忌一下其它列强的感受，他一贯的做法就是用军事手段进行政治讹诈，这次抓住一泡屎的机会，他又故伎重演，准备再沾点便宜。可人的尊严被践踏也是有底线的，你打我一个嘴巴子，我忍气吞声冲你陪个笑脸，你又打我一嘴巴子，我怒目而视，你再打，我就骂你，你还打，我吐你口吐沫，臭不要脸的看我好欺负，还打上瘾了，对不起，爷不受这个了，老子拼的一死，也要抽你丫的——宛平城挨的这一炮，就是爷所能承受的尊严底线。
事发第二天，也就是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中共发出通电：“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到如今，宋哲元仍然对日本人心存幻想，他认为能够象以前无数次的摩擦一样，通过适度忍让，度过危机。11日，从老家回到天津的宋哲元，即派张自忠和张允容去和日本人秘密议和，为表示诚意，还将卢沟桥守军撤到了长辛店和衡门口。可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相继召开了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和内阁全体会议，通过了参谋本部增兵华北的意见。张自忠这边还和日本人谈着呢，日本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向华北开进了。
应该说此时的开战，对中国并不是最有利的，虽然实现了国共停战，但中共地位并未谈妥，此时国民经济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如果能再晚几年，也许中日间的差距可以缩小一些。但人是有尊严的，你触到了我的尊严底线，那就让所谓的理性思考靠边站吧。蒋介石再次电令宋哲元“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可宋哲元仍然不能下最后的抗战决心，还在寄希望于谈，除了张自忠代表冀察政府谈意外，宋哲元还亲自和日本司令香月清司会晤，日本人还真给他们面子，于17日给中国外交部发了一份照会，指责中国军队调兵遣将，对日本挑衅。事已至此，日本是豁出去不要脸了，你他妈的不来中国，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怎么就能挑衅到你啊？他都喝出去光屁股裸奔了，你还跟他谈个什么劲儿啊？
17日，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其中说道：“……‘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明告诉你小日本，老子可能打不过你，但老子要和你拼命了，有种你就弄死我，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宋哲元一再的忍让，非但没有换来和平，却使日本人的气焰更加嚣张，面对日本不断增兵的举动和中央政府的严令，宋哲元最终放弃了和平的梦想，下定了与日寇一战的决心，23日，调29军回到卢沟桥原防地，24日，调孙连仲、庞炳勋、商震、李默庵部增援华北，25日，令驻守廊坊的第113旅力敌日寇，战事迅速从卢沟桥一地的局部摩擦升级为整个平津乃至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军事对抗。
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一看，哟呵！变脸够快的啊，昨天你不还唯唯诺诺呢吗？ 遂向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你，带着你的人于28日前退出平津，否则对你不客气。宋哲元说你放屁，毫不犹豫的退回最后通牒，下令终止和日军的谈判，号令29军全体，与敌血战。此时，日军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运兵，短时间内将在中国的总兵力提高到20万，华北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瞬间再次升级，成为整个中国的全面抗战。
民族英雄和汉奸原来离的这么近，宋哲元在关键的时候做出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最为明智的选择， 1937年那个夏天的那场大战使宋哲元将军名垂青史。1940年，宋哲元因病逝世，朱德和彭德怀共同进献了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面对29军的强硬态度，日本人开始冷笑了，比硬，这个世界上有能比的过日本人的吗？前文咱们讲过，日本这个民族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它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
7月28日，强悍的日军进犯南苑，开始了对北平的总攻，南苑血战开始。
驻守南苑的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在之前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自7日开战以来，佟夫人彭静智在北平的家中就寝食难安，有战斗就会有牺牲，自己的丈夫在最前线，她岂能不担忧。这时候一个叫王守贤的士兵送回来一样东西——一个十字架，佟麟阁信奉基督教，这个十字架他随身佩戴多年，此时将此物送回，抱定牺牲决心的佟麟阁无非是要给夫人留一个纪念。
27日，宋哲元已经电令29军军部从南苑迁入北平，但佟麟阁只是安排副参谋长张克侠率领军部人员进城，自己却留了下来，和南苑官兵、军事训练团学员及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一起坚守南苑。此时视死如归的佟麟阁将军万没想到，50多年后，中国大地上出了一句名言，叫“让领导先走”，呸，一群SB。
平津大学生军训班，根本不是一支真正的武装力量，只不过是一群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利用暑假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的大学生而已，他们一共有近1700人，之前有200多名学员随114旅董升堂部在南苑靶场的防御阵地，100多名学员在保定军事学院未归，300多名轻重伤员被转移，南苑血战打响时，他们一共还有923人。佟麟阁将这支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防御阵地，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最安全，日军几乎不可能对这里发起攻击。可军中出了潘毓桂这么个王八蛋，你佟麟阁不管把学生军安排在哪里，都会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
潘毓桂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七七事变时，将29军的作战计划提供给日军，并指点日军攻击最为薄弱的大学生阵地，抗战胜利后，此子在军事法庭上竟然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说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他对29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对于这样的人，不，这条狗，我们除了竖起中指，就是再配一句解说词：操你妈。
学生军们从未上过战场，连军官都是黄埔军校北方分校的学生，刚刚领到枪几个小时，重武器只有捷克造机枪，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大砍刀，而他们面对的是拥有飞机、大炮和骑兵的、齐装满员的二十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拼，学生们以10：1的战损比和全部阵亡的代价，只是将阵地的失守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无一生还，关于他们最后关头的表现，全部来自日军方面。
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时，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清晰地回忆；“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人”。
所有日军高级将领回忆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飞机的狂轰滥炸，大炮坦克的冲击，骑兵的砍杀后，依然保存住了有生力量，当日军进攻时，他们会从尸体里突然冒起，冲进敌阵，与敌贴身肉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已经永远不得而知了。
一手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急先锋一木清直，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他们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亲赴前线指挥的日军20师团师长川岸文三郎说；“这是一群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军人”。
一位日本老兵山下弘一对中国记者方军说：“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们的结局了”。
这群学生是不是很傻，当时中国总共才有多少大学生啊，几个小时里900多人就命丧沙场，你们的命不能这么不值钱啊，你们如果退出战斗，在以后的抗战中将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啊，可你们却只拼掉了百十来个鬼子，这值吗？
我要大声的说：值！！！！！！
如果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去计算值与不值，那中国的希望又在哪里？滚烫的鲜血泉涌、鲜活的生命逝去，唤回的是萎靡太久的激情，唤回的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在学兵团阵地失守的时候，南苑已陷入日军的围剿之中，战斗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被日机轰炸击中阵亡。
加入南苑战斗的还有一支部队，就是本来驻守河间的132师，师长赵登禹。事变爆发后，他们奉命驰援北京，在南苑与佟麟阁汇合并被任命为南苑总指挥，此时他的主力尚在涿州，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赵登禹，身高近一米九，从小练武，是从一个不拿饷的副兵一步步打上来的，长城抗战时，他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亲率大刀队与敌肉搏，凶悍异常。在南苑的战斗中，已经39岁且身为总指挥的赵将军再次抡刀上阵，与日寇展开白刃格斗。然而，喜峰口的胜利没能在南苑复制，29军败退大红门时，赵登禹将军阵亡。
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