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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的地点定在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毛泽东带着六七个人过来，之前毛泽东召集了60多骨干在古城镇开了个会，会议的中心就是集体决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落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两个人坐定之后，毛泽东发现袁文才身后站着一个俊俏的小姑娘，后来毛泽东说，我当时还以为是袁的闺女呢，哈哈，这可能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呢，是袁文才长的显老，第二呢，老毛眼神不好，第三呢，是贺子珍长的显小。这个贺子珍年方18，却已经中共永新县委的负责人了，虽然没有小家碧玉的柔和，但泼辣与干练却使她多了几分英姿勃发。
共产党本来就没什么实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惨败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已经把牌出尽，可就在这时候，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和领导下，竟然一下子聚集起了10万人的队伍，弄了四个师两个独立团，架势很足，但除朱德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外，其余大都是“农民梭镖队”。这次起义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主要原因是李宗仁和唐生智打起来了，一时无暇他顾，次要原因是湘南特委瞎指挥，占了便宜还不跑。
等李宗仁把唐生智打跑了，然后接受南京政府命令，大举进攻的时候，“农民梭镖队”就顶不住了，另外，湘南特委要求在占领区实施“烧杀政策”，赤贫的老百姓是赞同“打土豪，分田地”的，分不了田地分分浮财也是好的，但你杀人烧房子，弄的那么恐怖，老百姓可就不支持你了，本来就没有什么纪律约束的农民武装，此时一看，算了吧，我不跟你混了，纷纷放下武器，回家了。都这样了，湘南特委还要求“守土有责”，血战到底，非但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跑到井冈山捣乱，毛泽东本来是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的，可是现在湖南省委已经被破坏，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地处江西的井冈山也归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特委派人跑到井冈山，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成了党外人士，只能当师长了，湘南特委要求毛泽东率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就停下来整训了，还不错，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央文件，知道自己虽然不是毛委员了，但依然还是毛党员。
在湘南的朱德、陈毅一看，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以卵击石算不得好汉，于是振臂一呼，不愿当二百五的跟我走，向井冈山撤退。各路农军纷纷响应，人都不傻，还是这位将军指挥比较靠谱，为了活命也得跟个明白人啊，4月26日，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军近万人到达宁冈，两天后，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
毛泽东在井冈山经营了几个月，人数也只恢复到不到两千人，可这次朱毛握手，井冈山兵力达到了万余人，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还没有一二三军呢，怎么先来第四军啊，原来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他的英勇善战，为第四军赢得“铁军”声誉，同时第四军的各级政工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为了发扬“铁军”精神，第一支红军的番号就被定名为“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
第二十八章 逝去的北洋
朱德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可说是科班出身，然后在军阀混战中从基层一直做到少将旅长，可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接着辞去军职到法国留学，喝了洋墨水，再到军事强国苏联学习了一年军事，可说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再回到国内，从“南昌起义”开始，在众寡悬殊的态势下，转战9个月，充分展现了其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出众的指挥才华，同时他所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那八百多人，是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的班底，且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军政素养都极高，后人有“一团平天下”之说，就是说后来共产党的天下是靠他们这个团打下来的，此言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夸张不大，中共最后推翻国民党的三大战役，林彪打了辽沈和平津，陈毅、粟裕打的淮海，而总司令是朱德，这四个人皆出自该团。朱德上了井冈山后，不光军事训练更加系统和科学化，还为红军量身定制了一套游击战方略，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这套东西也并非朱德的发明，而是他总结的当年在滇军剿匪时土匪的战法，用到现在的红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井冈山上就传开了，说咱们这来了个会打仗的。
在朱德主抓军事的同时，毛泽东的政治驾驭能力也得到了发挥，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他认为之前的四次起义，风风火火而起却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地处交通要道，根本无法抵御敌人的强势进攻，并且认为上上下下“左”的厉害，急功冒进，苏联先占领中心城市的做法在中国根本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农村包围城市”。接着落实三湾改编的条款，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颁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宣传自己，告诉广大穷苦百姓，红军是实打实为你们打仗的。
“南昌”、“秋收”、“广州”、“湘南”，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我认为这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的“左”倾是很明显的，把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本身就是推卸责任，接着把推卸责任的托词当真，以“左”为荣，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太着急了，以至于起义之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都没想好，其次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广大百姓就会风起而随，三是各级党委的教条主义，盲目坚持所谓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徒增损失。其结果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脑的扔了出去，本来“分共”，“清共”后，中共还只是国民党的不同政见者，国民党左派们对中共的遭遇还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么一搞，直接就统一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从此在中共嘴里，国民党不再分什么左右派了，统称为反动派，在国民党嘴里，共产党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的临阵“变节”，引兵逃跑，也许这么多人生命换回的就是听个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那时没有网络、短信、电视，就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走家串户的宣传，竟然有那么老百姓参与进来，这发动群众怎么会这么容易啊？从清末的不断对外赔款，到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横征暴敛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有太多赤贫者，加上法制混乱，有钱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事时常发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绪高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估计是听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大家还是赞成的。“四一二”之前，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在武汉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这么干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钱，大家当然高兴了。可这没高兴几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钱都要还回去了，这哪行啊，于是农民们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只不过这时候的农军是因利而动，而并非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当发现维护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自然会有很多人马上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回家拿起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动很容易，坚持却很难的原因。
再说国民政府这边，汪精卫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这时“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下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纵与妥协，何至于广州遭此涂炭啊，更有甚者说汪精卫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通劈头盖脸，弄的汪精卫百口莫辩，后来虽然查清“广州起义”和汪精卫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地方是你管辖的，出了这么大事，你总得负责吧，于是汪精卫老老实实的发表了隐退政界的声明，带着陈璧君去了法国。
汪精卫走了，那个制约汪精卫的特委会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南京复职，2月2日，久拖不决的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开了，会上决议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持续了半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国民政府主席让谭廷楷当了，蒋介石还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弄四个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咱们相互监督，做民主政治。
4月，统一全党的蒋介石宣布重新北伐，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协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8日攻陷北京，张作霖逃往东北。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灵位，告诉他，你的愿望实现了，北伐成功了。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突遭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作霖到底被谁杀的我是弄不清的，也不打算去弄清了，因为和之后的故事联系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张作霖在东北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他尽了全力在保卫中国利益就行了，虽然这有很大程度是在保卫家天下。
从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袁世凯奠定北洋陆军，从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到1928年张作霖遇刺，北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北洋的痕迹。
段祺瑞：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5月21日，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游说，立场异常坚定，坚辞不就伪职，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