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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便宜了一个程子卿的，他是法租界华人探长，就是闯入会场的那个灰布长衫男，他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因为以不速之客的身份闯入中共一大会场而被载入了史册。
怎么办呢，李汉俊家是不能再去了，大家接受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去嘉兴，在南湖上把会开完。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此时正受监视，显然不能离开了，陈公博倒很心宽，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游西湖了，两个外国人太扎眼，就不邀请你们同往了，自己找地方呆着吧。其余人等去了嘉兴，关于到嘉兴的时间有7月31，8月1，8月5日等多种说法，谁也弄不清具体时间了，弄不清就弄不清吧，本来也无关紧要。王会悟给大家雇了条游船，这是一条中号画舫，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 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上午11点左右，〃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最主要的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央局。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北京组领导人、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大钊竟然没有进入中央局，而因为正好在上海而幸运的成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却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因为参与会议的总共只有11个人，后来的境遇差距又非常大，大家对此事又都没有提及，以至于李大钊落选之谜似乎已经无从破解了。
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大会在全体代表〃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轻呼中结束。一群并非“无产”的知识分子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了，尽管无产阶级还不知道代表他们的是何许人也。
第十九章 孙中山屡败屡战
大家可能感觉到了，一个大人物从本书中消失很久了，对，是孙中山，咱们这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二十一条”、“府院之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共建党”等故事跌宕起伏之际，人家孙中山那边也没闲着，且听我继续讲来。
“二次革命”轻轻松松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跑到了日本，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这一套东西很是驾轻就熟。跑到日本的孙中山总结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党员不听他的话，使他的主张得不到贯彻，这样的理由可笑的很，任何时候，只有下属埋怨上级一意孤行的份，上级绝无嗔怪下属不听号令之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级无能力换上级，起码不能想换就换，而上级如果感觉下属不力，却可以除名、停职，你之前不管不问，去做“二十万里铁路”的春秋大梦，一旦事发，却根本不考虑自身实力，不讲究斗争策略，强令兄弟们以卵击石，事后又将自己的策略性失误推卸给旁人，你哪怕走走过场的做做自我批评，我今天也不会这么写，毕竟我还做着出版的美梦呢，但如果让我为了出版就发表我自己都不信的观点，我是不会做的。
孙先生不光敢说而且敢做，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宋教仁一死，“二次革命”一败，国民党也散摊子了，我就另建一个组织呗，想加入我这组织，你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誓词如下：
立誓人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 省 县（捺指模）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这怎么有点像帮会的誓词啊，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保证我没弄错，这可是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还按照入党先后把党员分成了三等，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中华革命党”，自从同盟会起，组织就一直采取的是党内民主制度，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现在孙中山固执的改变了这一优良传统，他甚至公开宣称：“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注18】，通常人只有在被胜利冲昏头脑时才会盲目自大，而孙先生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面前依然表现的如此自信与从容，实在匪夷所思。这时候，同盟会元老黄兴站了出来，说老孙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持国民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注19】你现在搞的这叫什么玩意呢，按指纹，还服从你个人，这是革命党啊还是帮会啊。你这么做是“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注20】；这黄兴说的可谓义正词严，而孙中山拒不接受。黄兴遂拒绝加入革命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黄兴做的很男人，坚持了自己正确的立场，这毕竟是独裁与民主，法治与人治的原则之争，来不得让步与屈就，但同时，黄兴并未给孙中山拆台，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另外组党，而是远走了美国，这就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的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如果这次孙中山和黄兴换了位置，后果恐怕就严重了。
随着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遇刺身亡，“二次革命”完败收场，理事长孙中山另立山头，名义二号人物黄兴远走他乡，曾经的中国的第一大党已经分崩离析，很多参加了“二次革命”的党员成为了亡命海外的亡命客，孙中山命令成立“亡命客救护团”，主要任务是办理流亡日本党员的登记、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争取他们加入中华革命党。亡命客中，尤以下级军官为多。在失去组织联系、四散各方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多数同志衣食无着，借贷无门，“亡命客救护团”给与最困窘者以雪中送炭般的接济，每人送学生装二套，按月发给津贴十五日元，经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多数亡命党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已经消弭的革命斗志也振奋了起来，孙中山激励大家：“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
除了亡命客因为组织的温暖而加入革命党外，还有不少同志也认为与其乱糟糟的搞民主，还不如找个可以信赖的人搞独裁呢，所以纷纷宣誓效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党员迅速从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建党时机成熟了，于是在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入盟，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后人都以总理称之。
讲了孙中山这么多故事，大家可能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革命经费从哪来啊？钱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孙中山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钱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单靠找华侨募捐早已解决不了问题。早在孙中山就认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钱的问题就已经把他和黄兴搞的焦头烂额，军费开支浩大，而且都是急茬，而南京政府则是一个没有多少威信的“伪”中央政府，不光政令无人执行，各省独立后还自收自支，根本不给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缴税，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分文未得，银行又不是慈善机关，你无抵押，无担保，谁肯借给你啊。日人还乘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在与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的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孙中山真应该感谢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如果不是他的坚决反对，历史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这小子反对的理由让人义愤填膺又啼笑皆非：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意思就是说，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啊，没门【注21】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在南洋、美国的侨界募捐，另一方面依然力图从日本财团和政府手里获得援助，他曾对日本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我们这些同志，准备卧薪尝胆，如果军费筹集能获解决，则图再组织讨袁军队。”并希望涩泽荣说服日本政府，尤其是陆海军省，对此行动给以援助。同时，他又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中国革命，以“救东亚危局”。革命经费从国外筹集，争取外国政府援助，无可厚非，求得别人的援助自然要给予人家一定补偿，也再正常不过，但决不能答应诸如“将满洲委之于日本”这样的卖国条款。
孙中山“联日讨袁”的做法，使他获得了一部分政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使日本政府对其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毕竟因为日本在龙口登陆与德作战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正在与日本据理力争，此时曾经的临时大总统站在自己一边，确实不是一件坏事。
中华革命党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五十多个支部，近万党员，大部分在国外，大都是些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接触很少，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当然就无法让百姓所理解，更不可能让百姓所接受，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在１９１４年６月至１９１５年１２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无一成功。笔者认为这绝对是不顾条件的军事冒险，是拿革命青年的性命当赌注，做着成功几率微乎其微的赌博。
就在这当儿，袁世凯复辟了，前文咱们说过，这老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么折腾了没三个月，就完蛋了，孙中山的革命党大都在国外，反应慢了点，袁世凯倒台的又太快，以至于以“倒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竟然在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中无所作为。待到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党似乎一下找不到革命方向了，袁世凯也死了，黎元洪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