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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表现的非常气愤，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并且在17日发表祭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不久，一个叫王竹卿的光复会会员被诛杀，有说是被上海方面抓获并旋即处死，有说是在浙江被光复会员杀死在家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王竹卿是行刺陶成章的杀手之一，而当时的舆论将本次暗杀的主谋指向了沪督陈其美，就在这混乱之时，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得力干将蒋介石却离开了上海，在陈的安排下到日本学习军事去了。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为人豪侠，颇有江湖气，喜好结拜，他的盟兄弟很多，个顶个都是当世豪杰，能结交天下豪杰之人自然也非等闲之辈，从现在起，这个人物将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我们的笔墨。
此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一个对陈其美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小弟，一个颇为干练的军人。九十四年以后，蒋介石的日记公之于众，因其生前从未示人，可以断定是写给自己的很私人的东西，也正因为其私密性，才使得后人对其真实性更容易认可，其中一些观点对错不论，但起码是他本人当时的真实想法。本书后面，还会多处引用他日记中的内容。
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写道：
“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看来孙在给吴的信中力陈其与陶之矛盾）。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蒋介石承认他就是刺杀陶成章的两个杀手之一，并且猜想后来孙中山之所以信任和重用他，正是由于此事，尽管二人并未明确提及。
陶成章遇刺后，3月2日，光复会会长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大骂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在章太炎的口中，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与“土匪”无异。
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民国初年南方派系之争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派，立宪派与革命党都是矛盾重重，而此时袁世凯坐镇的北洋派却铁板一块，异常团结，应该说高下已分。
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平是大家的普遍愿望，在皇权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的形势下，革命党作为反政府时代的地下组织纷纷站回到了阳光下。大家纷纷合并重组，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在之后的民国国会大选中获得更多的席位。
辞去内阁职务的宋教仁此时也开始了他短暂的人生中最为辉煌也是最为无奈的一段历程，他与和同盟会立场政纲相近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进行谈判，接受他们的建议改进了原来同盟会比较激进的政纲，最后五党联合，改组合并而成一个新的党——国民党，虽然仍尊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因为孙黄二巨头此时都有了淡出政界的想法，因此委托宋教仁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的实际领导人，31岁的宋教仁此时真是英姿勃发，他在各处演讲，其演讲极富煽动性，争取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做的红红火火。相比于长于破坏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宋教仁对现代民主政体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应该是政治的权威集中于国会，而国会要通过公平的选举产生。如果哪个党派获得足够多的议席，就可以进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而如果达不到法定多数，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在努力着，成功似乎离他很近很近，民主气氛日趋浓郁，大家都在努力竞选，这比为了争权动不动抄家伙要进步很多了。可是，理想又似乎离他很远很远，竞选中，各地各党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没有人去遵守规则，如果我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您肯定想不到那是国会选举，而以为是如今村长海选呢。
宋教仁的努力很有成果，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得了45。1％的议席，宋教仁的努力又很书生，以为藉此力量自己就可以实现组阁梦想。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携大选胜利之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一行前往沪宁火车站，准备等车北上，还有很多当选议员也一同出发去北京。
在进站口，一声枪响，宋教仁痛苦倒地，他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他先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算是其政治遗嘱：“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接着，向于右任口授了几个请求，算是个人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一个垂死之人，忍受痛苦的同时，没有去想谁杀了自己，没有去请同志为自己复仇，他想的只是他热爱的国家、人民和老母亲，虽为国尽忠、为母尽孝二不得一，但他依然对自己民主救国的信仰矢志不渝，并寄望于大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同志们在宪政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这之前，宋教仁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有激情爱国青年，但隐隐感觉到此人不够扎实，不够沉稳，过于外露而缺少城府，总而言之，我只是认为他更像一个学生会干部，更适合的工作是组织大家春游联欢会什么的，最多是组织大家上街游行撒个传单，绝对不认为他是一个内阁总理的合适人选，可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十个小时中，他却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坚韧、睿智和一心为公，这样的人即使有各种各样的不足，我都要投上他一票，我们国家向来不缺精明的政治家，不缺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唯缺纯粹的爱国者。
宋教仁之死，振动朝野，破案速度很是神速，三日后，同盟会会员、青帮人物应桂馨和杀手武士英相继落网，应桂馨家中发现了大量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以及通过洪述祖与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此时代理内阁总理）的电报，证明赵有“毁宋”之意。武士英被捕后，先供认是应买凶杀宋，一周后又当庭翻供说，和应毫无关系，是自己出于为北京政府除害的目的，刺杀宋教仁。再之后，武士英在狱中突然死亡，应桂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脱，最后在前往天津的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一个月后，赵秉钧病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幕后主使从此成迷。
后人有三种猜测：
1。孙中山为幕后主使，理由是应桂馨是同盟会的人，和陈其美过从甚密，且后来孙借此成为了国民党真正的领导人，且以此为理由发动了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很多漏洞：一、同盟会人数众多，出一两个叛徒本不足为奇，何况应还是帮会人物，也就是黑社会，这样的人的道德品行本就不值得信任。二、孙中山本就是国民党的名义领导人，只是醉心他的大铁路事业，而淡出政坛而已，根本没必要实施暗杀。三、二次革命本就是头脑发热之举，孙中山断然不会用先杀自己人的方法去制造一个挑战强敌的借口。
2。袁世凯幕后主使，洪述祖、应桂馨有电报往来，其中有“毁宋”字样，洪述祖是赵秉钧手下，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应桂馨有杀人嫌疑而袁世凯有杀人动机，二者人托人的关系，将最终的幕后主使指向了袁世凯，孙中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鉴于孙先生因此而发动了二次革命，后来又在国共两党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上袁世凯的称帝彻底成为了“坏蛋”，所以不管是北洋之后的民国政府还是后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正史中都采纳了孙先生的意见，如不采纳，孙先生的二次革命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内乱。可笔者认为，在事情已经过了百年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来分析这桩民国悬案，笔者认为此说的漏洞比孙中山杀人说漏洞更多：一、从往来电文中，赵秉钧的“毁宋”有可能是“毁誉”而非“毁人”，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各地的民主选举，因此毁誉可以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目的。二、即使赵秉钧想“毁人”，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难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而事实证明这不是道假命令，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三、可能有人会认为之所以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可是以原始开的聪明他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苦不在北京呢，那样的话，凶手就没那么容易抓住了呀。四、杀宋有用吗？国民党还有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那么杀掉一个宋教仁有什么用呢？五、武士英是在被捕一周后才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然后他就突然非正常死亡，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武士英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也没有能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范围下手暗杀武士英。六、赵秉钧的死，从各方面看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且赵时任内阁代总理，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
蒋介石什么时候回忆过孙让他杀陶啊；他只是在日记中说：“看总理（孙中山）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看来孙在给吴的信中力陈其与陶之矛盾）。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观点可以不同，但史料要尽可能详实，对于实在无法搞清楚的事件，可以存疑，但要写清楚，不要把假说当成事实来写，就宋教仁之死来说，实际是一个罗生门，谁都像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