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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建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那时我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当秘书长，先前就已经接触了对台工作。1958年4月，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对台工作。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2）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放台湾的措施并取得了成效，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毛泽东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继续插手台湾问题，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在美国的唆使下，台湾当局也坚持抱着“反攻大陆”的幻想，不断出动军队，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
1958年7月，美英相继出兵侵略黎巴嫩、约旦，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则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在台湾发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下令第七舰队处下战备状态。平静几年的台湾海峡又出现了危机。
童小鹏说：“当时我正随周恩来在上海视察工作，接到黄河花园口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周恩来立即中断视察工作，7月18日亲赴黄河岸边现场指挥抢险，一直工作18个小时没有休息。随后，他立刻赶到北京，同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研究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炮打金门的重大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利用金门、马祖这个包袱，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毛泽东在炮打金门的前几天还接见了香港知名记者曹聚仁，让他把我们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
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仍然积极寻求与蒋介石集团对话的渠道。主席说，在台湾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要多做他们的工作，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据杨斯德回忆：“总理经常召集我们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亲自给我们讲话，作指示。当时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农同志指示我们，把我们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到台湾。台湾方面马上就有了反映，还作出了回应。”
为了加强向台湾岛内宣传的力度，中央指示，以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名义，建立福建前线电台，直接向岛内广播我们的对台方针，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了解我们的对台政策。
毛主席非常关心对台工作，他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并始终抓住不放，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岛内情况，讨论对台形势，谋划两岸关系的发展。１９５９年２月，毛泽东出于对统一祖国的真诚，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周总理则具体实施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他对我们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我们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据杨斯德说：“根据总理的指示，我就一直跟踪研究台湾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的情况，做台湾有关人士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中央对台战略的转变。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纷纷做台湾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台工作事实上已陷于停顿。但从70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周总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1）
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后，如何处理好国民党战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最早于１９５６年１月提出了“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毛泽东经过考虑，认为特赦释放时机尚早，但同意并确定了实行特赦释放这一大方针。
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于１９５６年初就把２００多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管理，开始允许这些战犯与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亲友来访。
“当时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也参与了改造处理国民党战犯的一些具体工作。”童小鹏谦虚地对我说，脸上的笑容很慈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改造工作采取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看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周恩来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关心他们外，他还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后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等人到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去看望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开导工作。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维起初思想很顽固，不参加思想改造，后来患了心脏病，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他治病。黄维很受感动，随后就消除了抵触情绪，还积极参加一切改造活动。
经过几年的学习、劳动和教育，功德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鉴于此，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童小鹏说：我记得《人民日报》还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令，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特赦首批战犯３３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３０名。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加上这一次特赦的共6批296人。
周恩来一直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安排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的１１名人员。
童小鹏回忆道：
这个事是我具体负责的。下午3时，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的陪同下来到西花厅，陪同接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及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溥仪因住在他五妹家，单独用小车去接他，迟到了几分钟。当他赶到时，徐冰指着他诙谐地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当时身穿一套蓝色棉制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徐冰介绍完，他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关致意。在座的大都是第一次见到溥仪，没想到这位就是3岁就登基的“小皇帝”。
１１人中，除了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学生。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这些人既惊喜万分，又感到十分羞愧，觉得对不起当年的黄埔老师，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面前时，叫了声“曾扩情”。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他想不到时隔３０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当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和他拉起了家常。溥仪说到了他过去的罪行，表示要继续反省。周恩来说：“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时才3岁，可以不负责任，但伪满时代你要负责任。”溥仪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周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了。
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以他那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一周，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18军逃往台湾，而是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周恩来点头微笑，连连称“好”。周恩来又询问了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周恩来勉励自己的话，非常内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周恩来说：“你过去是有罪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一定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杜聿明非常感动，心情激动地一再表示要改造自己，戴罪立功。周恩来还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2）
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