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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要控制内廷，就须先搬掉王安这块绊脚石。王安当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与外廷关系也很密切。魏忠贤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罗织罪名。他自己在宫内配合，矫诏发配王安充南海子净军，并指使手下将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对天启初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失去了宫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贤借用天启帝名义而进行的第一个杰作。当时的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处于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龄。在他看来，魏忠贤、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没弄清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对朝政也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锯锥凿，引绳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乐乎。
魏忠贤正是利用这位皇帝，内外勾结，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魏忠贤很会笼络人。他不仅把天启帝哄得团团转，而且还纠结了一批死党。像司礼监的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等，都是其骨干。外廷送上来的奏章，先由这些人审阅，然后再请示魏忠贤，只有魏认可后，方能施行。据说魏忠贤往往乘天启帝在忙木匠活的时候去汇报请示，天启帝受到干扰，很不高兴，于是就会说：
“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办吧！”
具体是怎么办的，只有魏忠贤自己知道。
魏忠贤还善于拉拢结交外廷的官员，投其所好，予以实惠，争取支持。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远远不及魏忠贤。他们整天摆着一副君子的面孔，动辄仁义道德、臧否人物，拒人以千里之外。除非真正是与他们意气相投的人，或者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会不计较他们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与其他们互相呼应。一般人对他们大多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反过来，东林党人也不屑与那些他们认为品行有问题的人来往。
魏忠贤在外廷结交的人，开始并不多。如前述弹劾王安的霍维华，就属于魏忠贤最早的外援之一。但这些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魏忠贤较早结纳的重臣当是内阁大学士沈潅。沈潅，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在翰林院时，曾给宫中的宦官授过课，魏忠贤之流，都算是他的弟子。泰昌帝即位后，方从哲重新起用沈潅，并让其入阁，做大学士，参预机务。
沈潅入阁后，因有早年的一段缘分，便与魏忠贤结为同盟，里外援手。魏忠贤的羽翼便开始丰满起来了。
对魏忠贤在宫中的这些活动，外廷的东林党官员也多少有点觉察。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在天启即位之初，就力主要客氏出宫。客氏也曾一度被遣出宫，但因天启帝思念不已，竟连饭都不肯吃，朝廷只得又宣其入宫。后来虽仍有官员要求客氏出宫，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第一个被魏忠贤赶下台的东林党官员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周嘉谟是位实权人物，做事很有能耐。他不仅起用了大批在野的东林党官员，而且还逼走与东林党不和的许多浙、楚、齐三党骨干。他得罪魏忠贤是由于他不满霍维华的为人，并找了个机会赶他外放出京。魏忠贤因此大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是受刘一燝之托，要为王安报仇。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周嘉谟被罢免。
第二位是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一燝。此公在方从哲致仕后的一段时间内，与韩爌一起主持内阁，做了不少实事。魏忠贤怀疑他在幕后组织言官攻击沈潅，便与沈潅处处为难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燝被罢免。不久又因熊廷弼兵败辽东事受牵连，被削籍。
魏忠贤的这种咄咄逼人之势，引起了东林党的反击。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沈潅。不成之后，又转而攻击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即沈的后台，来达到攻击沈潅、限制魏忠贤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吏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追论方从哲进红丸之罪。天启帝下其奏疏令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朝官，纷纷要求治方从哲之罪，一时议论汹汹。不过内廷却在庇护方从哲，不治其罪。倒霉的又是崔文升、李可灼，两人被加重处罚，李可灼被充军戍边，崔文升被放逐南京。弄成这样的结果，孙慎行觉得脸面无存，不久便以身体有病辞官而去。这正中了魏忠贤下怀。
东林党人在此种情形下，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再劾沈潅，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纪被削籍而去，而首辅申时行也迫使沈潅在这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的一个胜利。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孙承宗又经略辽东，形势似乎又有利于东林党。
魏忠贤当然不会罢休。他很快利用首善书院之事，进行反击。此年十月，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这两位东林中坚人物，在魏忠贤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到天启三年（1623）正月，魏忠贤又成功地让他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两人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朱国桢、朱延禧），弥补了沈潅走后内阁无人的损失，牵制叶向高等东林党人，并为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在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仍在朝中占据着很大优势。在内阁中，有首辅叶向高、韩爌主政；赵南星居左都御史之位（十月改任吏部尚书），手下有李腾芳、陈于廷两员大将；科道则有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魏大中、袁化中等人控制；李邦华、孙居相、王之寀、郑三俊、邹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等人则也在各部院占据重要位置。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这种兴盛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东林党人做事过于书生气。他们的处世标准就是道德至上。他们不仅自己标榜道德人品（事实上，在东林得势时，已有不少官员是带着功利目的追随东林党的，难免鱼目混珠），身体力行，而且也用此标准待人接物，全然不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更不知施用政治手腕，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东林党人眼里，是掺不得半点沙子的。凡是他们认为品行不端、行事不正的人，他们决不放过。这种做法，且不论其门户党派之见，单就现实而言，也是行不通的。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游移在善恶好坏之间，其从善从恶，往往是一念之差，难以绝对化。而东林党人对他们却横眉冷对，拒人千里之外，这势必导致人人自危，把许多本来可以争取的官员推到了魏忠贤的怀抱，反受其害。
如天启三年正月入阁的魏广微，当时虽已上了魏忠贤的船，但开始时并不死心塌地，仍希望与东林党人结些人缘。魏广微入阁后，曾三次到当时任左都御史的赵南星家中登门拜访，以表诚意，因为赵南星与其父魏允贞（字见泉）是多年好友，交情不浅，长期以来也视魏广微为通家世子，关系很不错。但赵南星竟然三次拒见，不给任何颜面，还在背后说：“见泉无子也！”意思是说魏允贞怎么会生到这种儿子的！魏广微听到后，对赵南星恨之入骨。从此以后，他死心塌地跟着魏忠贤，跟东林党人坚决作对。
当然，赵南星的这种做法，也可被誉为疾恶如仇（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人是持这一评价的），但在朝廷当时的这种环境中，作为东林党魁，这种丝毫不讲一点政治手腕的做法，恐怕是弊多利少，至少是不如魏忠贤高明，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假如站在魏广微等人的角度想想，大概也就可以理解魏忠贤到后来为什么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干将，天底下为什么一下子会涌出这么多的坏人。
东林党人的政治操作手法，也大有问题。他们寄希望于天启帝的觉悟，一有什么问题，就拼命上疏，希望皇帝能给他们一个公断。他们全然忘了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个热心于木工活的懵懂少年，更似乎忘了此时的内廷甚至天子，也由他们的对手魏忠贤牢牢控制，传出来的圣旨也说不清是魏忠贤的还是天启帝的。更可笑的是，东林党人往往稍有不合，便愤然辞官挂职，以显示自己的清白和气节。自周嘉谟开始，许多东林党人先后因此挂职而去。这不是正中魏忠贤的下怀吗？
魏忠贤的做法，却绝无这种书生气。
他自天启元年开始杀王安，逐周嘉谟、刘一燝后，便步步先手，得寸进尺，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三月，魏忠贤开始在宫中举内操，选武阉，练火器。至天启三年，他的宫中军队已达万人之多。此年初，魏忠贤派出刘朝等四十五人，先后至山海关“较事”，犒赏将军，控制军队，刺探军情。不久，他又彻底清洗内宫，杀天启帝选侍赵氏、裕妃、冯贵人，迫害张皇后，牢牢控制住了内宫。
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开始统辖东厂，不久他又任命田尔耕出掌锦衣卫，许显纯主管镇抚司。对厂卫系统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掌握了只对皇帝负责的司法和惩罚特权。对除皇帝以外的天下所有臣民，魏忠贤都可以罗织罪名，通过厂卫组织，采取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不必通过朝廷三法司的正常司法程序。从此以后，魏忠贤手中便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到这个时候，执政的东林党人已无退路了。他们必须与魏忠贤摊底牌了。但此时的魏忠贤大概也不怕哪个与他摊牌了。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二十四大罪（1）
天启四年（1624）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东林党人正式与魏忠贤摊牌。杨涟在天启元年因移宫案被罢官回乡，到次年又以礼科给事中重新起用，此时已官至左副都御史。
在此以前，东林党人已纷纷向魏忠贤开火，猛攻魏忠贤。御史李应升以内操之事，给事中霍守典以魏忠贤乞祠额之事，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荫之事，给事中沈惟炳以魏忠贤立枷之事，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但没有效果。于是，东林干将杨涟亲自出马，上疏痛斥魏忠贤。
杨涟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
奏疏一开始，杨涟就点出魏忠贤的痛处：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
然后笔锋一转，给魏忠贤的罪恶定性：
“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
接着，奏疏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出魏忠贤“大奸大恶”的具体罪状。“二十四大罪”基本上可分成这样几类：
自行拟旨，擅权乱政。魏忠贤擅权以后，从阁臣中夺得拟旨大权，甚至代皇帝内批，坏了祖宗规定的政体。
斥逐直臣，翦己之忌。魏忠贤上台之后，先后利用各种手段斥逐了刘一燝、周嘉谟、孙慎行、邹元标、王纪、钟羽正、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阻止孙慎行入阁等等。
清洗宫廷，谋害异己。魏忠贤杀王安、冯贵人、裕妃、赵选侍，迫害张皇后等。
其余如重用私党，亲属滥用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等等，无一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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