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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计划周密，文绣在出走静园之前，玉芬就已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她聘好的三位律师也早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出走致溥仪的信件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文珊家里，以备后来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此足见玉芬的谋略，非当时女子可比。
1931年8月25日（旧历七月十二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24天，文绣选择这样一个关键时机，向溥仪发难，也算占有了天时！
淑妃革命new
再说太监赵长庆回到静园，将文珊和律师的信件交给溥仪，律师们在拟写的这几封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透露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虽然文绣语气和缓，但溥仪阅毕大惊失色，不假多思，便派出大批太监、随从，赶去国民饭店寻找。谁知文绣姐妹早已有备，快速离开了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只有三位律师在等候他们，律师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你们回去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
溥仪又让太监们前去老庆王府邸，但均无所获。溥仪顿感“皇帝”颜面无存，他堂堂一个“九五之尊”，居然被妃子牵着鼻子走，被妃子炒了鱿鱼！这可是圣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奇耻大辱。
他马上召集遗老旧臣召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文绣的出走，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出席会议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不能容忍，不能姑息迁就，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溥仪只得派代表去见文绣，要求文绣回到静园再说。律师们一口回绝，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别无他法。”
听到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无计可施，更是焦急万分，只得立刻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綮、林廷深，第二天先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最终目的是争取和解，不要闹上法庭。溥仪一方坚持不许离异，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一方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很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谁知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即1931年8月26日，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便泄漏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立即震惊了全国。当时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意味着进步和新潮，淑妃的出走，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妃子革命”。京津各报的显要版面，新闻标题差不多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争相报道这一空前绝后的妃子炒皇帝丈夫鱿鱼的千古奇闻，而妃子之所以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
“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文绣自民国十一年入宫，因双方情意不投，不为逊帝所喜。迄今九年，独处一室，未蒙一次同居。而一般阉宦婢仆见其失宠，竟从而虐待，种种苦恼，无从摆脱。”
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几乎都是声援和支持文绣的，大家奔走宣扬，使溥仪处于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但是，帝制虽已废除有年，仍有一些冥顽不化的遗老遗少们，视皇权为至崇。因此发疯般地围攻文绣，斥为大逆不道。
其中冲锋陷阵，最是猛烈的不是别人，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他接连给文绣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天津的《商报》上，极尽辱骂之能事。
其中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惠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世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吾妹何受人愚弄，牺牲自己，为她人作拍卖品也？即是死，也不可出此下策。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文绮的信虽然发散着腐朽思想的霉味，但见报之后，暗藏的封建余孽似受了鼓舞，立刻掀起一股遮天蔽日的围剿淑妃的妖雾。面对种种恶势力，文绣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毫不屈服，她充分利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所赋予的人权法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她给文绮复了一信：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的信写得有理有据有节，痛快淋漓地反驳了文绮的荒谬悖论！律师张士骏也站了出来，于9月1日郑重向溥仪的律师提出警告。
而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可谓泾渭分明，立场殊异，硝烟弥漫，热闹非常。支持文绣、呼唤人权的呼声和抱残守缺、维护皇权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叫嚣，此起彼伏。一时之间，如何对待妃子革命的是与非、功与过，就成了判断人们政治立场的标杆。其中最特殊的人物就是一向与文绣做对的婉容，也从个人的得失利益出发，以尊重人道为辞，支持文绣，日夜聒噪，要求溥仪给文绣以自由。政事家事，诸事不遂，溥仪内外交困，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境地。
皇家兴讼new
当时，文绣、文姗住在一位法国律师的家中。平时不接见任何人。连文姗的丈夫都是经过可靠人的介绍，才能入内，这就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綮、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车按约定时间去接张士骏，然后同车去法国律师事务所。见面后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3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50万元。并说明若能依此办理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文绣并拿出事先拟好的衣物清单递给溥仪的律师。淑妃一边流泪，一边诉说9年来在皇家饱受凌虐的悲惨境遇：第一、皇后不许她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且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得不死”。在此种压迫之下，实觉难堪。说着淑妃还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当票来。她说：皇上常常不管她，没有钱花只好典当衣物，这次聘请律师实出无奈。
溥仪一方为了皇家的所谓声誉，坚持“不许离异”条款，遭到文绣的断然拒绝。且在支付赡养金问题上，沟壑依旧，谈判几次都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文绣的律师为了使文绣彻底脱离与溥仪的关系，故意作出诉讼的架势，制造舆论，迫溥仪就范。
8月29日，张士骏“知会”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提出诉讼，法院当即签发了传票。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务必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在法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当时双方正处在商议和解阶段，胡嗣瑗听说此事很是生气，即命律师林綮前往张士骏处诘问，为什么一边调解还一边告状？为什么不守信用？而这，正是律师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催逼溥仪允许文绣
离婚。所以当天上午林綮奉命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果然，溥仪接到传票和“副状”，直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妃子要与皇家兴讼，“九五”之尊，对簿公堂，成何体统？而且当时正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帝业的关键时刻。溥仪不想节外生枝，要早早了断此事，便同意离异。双方从9月4日至10月2日，经过四次讨价还价，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统一在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
10月22日，其时正值旧历9月13日，溥仪与文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许，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文绣、文姗及双方律师最后一次来到律师事务所。互相验明彼此所拟条款，文绣逐一签字，之后两边无语告别。
协议书中写入自8月25日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
1。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
2。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5。5万元（付款另有收据）；
3。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
4。履行2、3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
5。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
6。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声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
7。本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共缮四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至此，文绣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在静园的溥仪接到有关协议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为挽回体面，即令手下拟旨：“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溥仪读过两遍，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苛，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10月23日，就在同文绣签订离婚协议的第二天，他不惜花费重金，把这条煌煌“上谕”刊诸京津沪三地报纸报头旁边的头条广告栏内，向世人宣布，总算是买回了皇家的脸面。这场轰动全国的“皇帝”离婚案至此不无幽默地收场了。
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必情颇不平静，回顾淑妃在皇家的九年生活，似乎感到真有点儿对不住她，遂把责任加在婉容身上，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龙凤分飞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