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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死神的召唤，各人的表现就不尽相同了。其中，孙权享寿最高，七十有三，而他却又是最怕死的一个，为了延年益寿，求神、祈天什么都愿意干。在其晚年，孙吴宫中一片神道气氛弥漫。曹操享寿其次，六十有六，对死亡就比较通达，不仅预留了遗嘱，禁止厚葬，而且自制了入葬衣物，从容而去。至于刘备，其享寿虽然最短，仅六十有三，态度却是最为超脱的一位，他竟然还能在遗诏中抒发对死亡的感慨，说是“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是不是他对烦恼人生已经有所厌倦，以致期望来一次彻底解脱呢？
总之，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切。首先，他把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召入卧室，委以辅佐太子的重任。他对丞相诸葛亮说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君可自取”的“取”字，后世大都将其解释为取代，认为刘备的意思是，如果刘禅不成器，诸葛亮就可以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是，这种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单以情理而论就说不通。因为刘备遗嘱的核心点，在于实现“终定大事”的政治目标。而刘备一直高举的政治旗号，毕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诸葛亮所说的“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好了，现今为了攘除曹丕这个代汉篡位的奸凶，刘备不惜要诸葛亮也仿效曹丕，再来当一个代汉篡位的奸凶，以便让此奸凶再去攘除彼奸凶。如此一来，岂非彼奸凶尚未攘除，而蜀汉的江山反而先改了姓变了色？此奸凶又有什么道义上的理由和高度，去攘除彼奸凶呢？可见情理上就完全站不住脚嘛！
其实在当时，“取”字还有一个极为常见的含义，就是选取、择取或采取。例如，《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即以公正的道义作为彼此相处的选择标准。费诗不赞同刘备自称汉中王，说是“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即为臣确实不愿意殿下您选择这一举措。刘备所言的“取”，也正是这一含义。因此，刘备的准确意思是：你的才智比曹丕强十倍，必定能安定国家，最终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因此我将国家的治理大权交给你。如果刘禅不成器，与你不配合，甚至对你造成严重干扰，你可以对他采取各种相应的处置措施。
什么是符合辅政大臣职责和身份的处置措施？常规的有劝谏、告诫，非常规的有放逐、废黜，如商朝的伊尹放逐太甲，西汉的霍光废黜昌邑王改立汉宣帝。刘禅被废黜，继承人选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即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总之，刘备的安排，是在蜀汉王朝皇权归于刘备后嗣的前提下，将国家的治理大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这样，既能充分发挥诸葛亮优于曹丕的才智，又能保持刘备一直高举的政治旗号不倒。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之所以能够对刘禅发出种种异乎寻常的严格劝诫，正是他忠实遵循刘备遗嘱而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的实际表现。
其实在中国古代，即便是赋予执政大臣以废立君主之权，如同西汉之霍光，那也是非常之罕见的最高等级信任了。所以这几句话刘备虽然说得很安详，但是恭听之人却大受震动。诸葛亮涕泣横流，连忙回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很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对李严宣布：李严以尚书令兼任中都护，全权处理一切军事事务，协助丞相辅佐少主。这又是一个令当事者感到有些意外的决定，不过李严不及细想，赶紧叩头如仪，并表示忠心。
把行政、军事两权分别交付给两位大臣之后，刘备又当场口述了一份给太子刘禅的遗诏，他缓缓说道：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指蜀汉官员射援）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作完这一切，已是满身虚汗，气息奄奄。从此之后，他即陷入昏迷状态，再没有清醒过来。
章武三年（223）四月二十四日癸巳，蜀汉皇帝刘备，在永安宫弃世长逝，终年六十三岁。
诸葛亮当即上言嗣君刘禅，发丧全国。数日后，诸葛亮偕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护送皇帝灵柩回成都。尚书令兼中都护李严，则留在永安镇守。当载运灵柩的专船在长江边解缆升帆之时，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都不禁大放悲声。这真是：曾怀席卷吴江志，岂料魂归蜀道难！
五月，刘备灵柩运抵成都，暂厝于皇宫之内。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在丞相诸葛亮的主持之下，先在灵前举行仪式，袭位为帝；接着，给先帝奉上谥号。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照例要根据其一生行事特点给他定一个具有褒贬色彩的称号，这叫做“谥号”。有的王侯大臣亦然。议定谥号时，有专书可资依据，此种专书即是《谥法》。《谥法》有云：“圣闻周达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又云：“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蜀汉臣僚一致认为：先帝明察秋毫，创业劳苦，最后终能继光汉业，建功安民，谥以“昭烈”二字最为恰当不过。于是，刘备便被追谥为“昭烈皇帝”，其亡妻甘夫人，亦随之被追谥为“昭烈皇后”。
但是，汉魏时期的皇帝死后，所享有的名号照例有两种，即庙号、谥号。谥号上面已经说了，再就庙号而言，开国皇帝照例称为某祖，其后的皇帝照例称为某宗；其确定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祖有功而宗有德”，意思是功勋卓著的开国皇帝称为“祖”，德行突出的后起皇帝称为“宗”。如东汉的刘秀，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他的儿子刘庄，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
刘备是蜀汉王朝的创立者，照例除了谥号之外，也应当有庙号。但是据《三国志·先主传》所载，他有谥号“昭烈”，却没有庙号。刘备未能享有庙号，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他去世之时，还没有能够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以“祖有功”的原则来衡量，其功业尚有遗憾而未圆满。
蜀汉政权没有给刘备奉上庙号，但是后来却有人这样做了。据《晋书·刘渊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汉国政权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在其称王之时，宣称自己上承西汉、东汉、蜀汉三代汉王朝的统绪，不仅追尊蜀汉后主刘禅的谥号为“孝怀皇帝”，而且还确立自己的“三祖”，即高帝太祖刘邦、光武世祖刘秀，再加上蜀汉先主刘备。而刘渊给刘备所追加的庙号，据《晋书·王弥传》记载，乃是“烈祖”二字。
当年八月，刘备与甘氏的遗体合葬于成都西南郊的惠陵。陵旁立有昭烈皇帝神庙，供人四时祠祭。
刘备之死，标志着蜀汉政权创业阶段的结束。刘禅继位后，丞相诸葛亮当朝用事，并兼任益州牧，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蜀汉政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过，尽管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修政理，外伐中原，此后蜀汉的疆域和国力，并无太大的扩张和发展。四十年后，蜀汉被曹魏消灭，成为魏、蜀、吴三国之中最早亡国者。
关于刘备生前的故事，至此即已结束。但是，有关他的遗体安葬地的问题，却还有一些趣闻。这正是：
刘郎死后安身处，众说纷纭有趣闻。
要知道关于刘备遗体安葬地有何趣闻，其可靠性究竟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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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身后轶事
刘备的遗体究竟埋葬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已的有趣问题。
刘备与其甘氏夫人合葬于成都之惠陵，严谨的史籍，如陈寿的《三国志》中有多处明确的记载，这只要翻一翻其中的《先主传》、《二主妃子传》也就明明白白。然而南宋初年的高宗绍兴年间，任渊撰《重修先主庙记》，文中有云：“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岿然曰惠陵者，实昭烈弓箭所藏之地。”这就开启了争论的序幕。
有人就说，文中所谓的“弓箭所藏之地”，意思是衣冠墓冢。也就是说，当初诸葛亮等人大事营建的惠陵，其实是一座无骸的空墓，真墓究竟位于何处尚属一个秘密。
但是，也有人反驳以上看法，认为任渊文中的“弓剑所藏之地”，并非实指墓中只葬有弓剑之类的遗物，而是在用典故。传说轩辕黄帝成仙升天，身边带了“乌号弓”，其墓穴中则余下宝剑，《史记》中《封禅书》、《五帝本纪》的注释都有此记载。因此，后世就将“弓剑”一词，用来代指对死去帝王的哀思。所以任渊说的“弓剑所藏之地”，就是指帝王遗体的安葬地，而不是指什么衣冠空墓冢；说这是衣冠空墓冢，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是对古代文士喜欢使用典故的文学手法不熟悉而引起的误解。比如说，本书开头提到，刘备惠陵的正面，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
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其中的“一抔土”，是指惠陵高大的土堆。但是，如果真的据此以为，惠陵的土堆，只有一双手就能捧起的那一点点泥土，从而得出惠陵体量非常之小的结论，同样就过于粘执和迂腐了。其实，这里也是在用典故。《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张释之曾经对汉文帝说：“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意思是如果有愚民盗掘汉高祖的长陵，又怎样对他判刑呢？于是后世的诗文作品，就常以“一抔土”来代指皇帝的陵墓。此处任渊的“弓剑之地”也正是如此。
平心而论，后一种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认真细读任渊的长篇全文，就会发觉他对刘备的陵墓和祠庙，真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因而还写下“后世有读其遗书，过其陵庙者，未尝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怀思之也”的文句。如果仅是一座衣冠空冢，他应当不会如此倾心和动情。
接下来的争论发生在上一世纪的1961年9月，郭沫若先生路过奉节时提出疑问，刘备死在气温很高的夏天，当时交通不便，从奉节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30天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尸体肯定会腐坏，因此刘备的遗体，很有可能就近葬在奉节，并未运回成都。由于郭老身份特殊，此后刘备遗体安放地，便有“成都说”与“奉节说”出现，一度争执不休。
但是，郭老的说法正确吗？如果客观而理性评价的话，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当年郭老在奉节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只在当地做过简短口头表述，此前和此后并无正规文字论著发表。这就表明：第一，这不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课题，也不是在坚实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并未认定这就是“无可怀疑”的定论。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