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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对意见居多数，但此时刘裕的上书，实质上就是让左手提交报告，由右手来盖章通过，他决定什么事，其实是不用人批准的。所以，最终结果自然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北伐建议顺利转变成了北伐行动。四月十一日，刘裕率大军从建康出发，乘船沿长江入中渎水（连接长江与淮河的人工运河，后来成为大运河的一段，即邗沟），经淮水，至泗水，于五月份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正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
这次北伐，在历史上是颇为有名的，研究、记述它的文章不计其数，大部份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不同的文章中南辕北辙，差异颇大，这就是：刘裕此次北伐究竟动用了多少军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史书中没有记录。古史中对战役的记载，常常对交战过程的叙述比较详尽，而对参战兵力这样的重要数字，往往不是粗心大意，就是三心二意，不但大多数战役都没有明确记录，即使有记录的，也不一定很可靠（近现代的战史记录一般不会漏记兵力数据，但可靠性还是与古史差不多）。虽然没有记载，但也不妨碍后人通过各种方法，对此数据进行推测。因为是推测所得，而且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差异巨大。在下看到过的各类文章中，对刘裕伐燕兵力的最高推测数字为十五万，最低为三万，相差竟有五倍之多！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样大的差异，都让人搞不清楚刘裕伐燕究竟是以弱胜强还是以强胜弱？
既然要写文章，对此问题避无可避，在下也只好硬着头皮，用自己方法，进行一番粗略的估算：
史书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军队数量，但还是提供了某些线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刘裕在与燕军交战时，动用了四千乘兵车作为大军的两翼，以阻止燕军骑兵从侧面突击。虽然在下查不到晋军的兵车究竟是何种结构，但从后来刘裕大举北伐后秦，布“却月阵”于黄河北岸的记载来看，晋军每乘兵车的定员编制为七人，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可以增补二十人，达到二十七人。就让我们都以七人计，那么光那两翼的四千乘兵车就应有车兵二万八千人。作为晋军的主力，军阵中央的步兵数量不大可能少于掩护用的两翼车兵，再加上用于机动警戒的少量晋军骑兵和沿途留驻的部队，刘裕伐燕的总兵力至少不低于六万。
东晋领土最小的时代在淝水之战前，那时共拥有正规军约二十万人。刘裕伐燕前的晋朝与之相比，虽然丧失了广州，但又增加了襄阳、淮北、南阳等地，这些地方在当时远比广州富庶，国家的总体实力应强于淝水战前。晋军数量虽然在讨灭桓楚的内战中有所损耗，但此时距离桓氏的灭亡毕竟已过去了三年多，而且备战北伐是刘裕的既定方针，刘裕政府也算晋朝较有效率的一代政府，晋军在数量上的损失应该已经得到弥补，估计此时晋朝所拥有的正规军数量，不会少于二十万，从其中抽出六到十万人北伐，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就每一位军事家而言，以少胜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有足够条件调集更多的兵力，决不会去刻意追求以少胜多。综合上述，在下猜测，刘裕第一伐北伐的总兵力在六至十万人之间，与南燕军的总兵力相差不大。
回中天兄，推算古史中的兵力数字，本就是个极困难的事，很难得出大家都认可的数字，因为古史提供的资料彼此矛盾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才会从三万到十五万都有人提出。
中天兄是以桓温北伐为对比，认为刘裕伐燕兵力不超过五万，假如我们另换一个参照系，以稍后卢循、徐道覆北伐来比比看：卢、徐占有的地盘不过当时还很荒凉贫瘠广州一隅，出兵北上，连下荆、江大批郡县，等到第二次桑落洲之战前，已有“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这个数字记录虽然可能有所夸大，但卢、徐军队在长沙、豫章、桑落洲等数次会战中兵力均有优势应当属实，并且实战也证明，这并不是一支徒有数量的乌合之众。
与之相比，刘裕握有的人口资源比卢、徐大出何止十倍，执政能力也不见得会不如卢、徐二人，只要刘裕达到卢、徐一半的动员程度，那么在下对伐燕军队在六至十万人的估计还是保守的。
另外，古史中对兵力记述中常常有偷换概念的现象，比如在淝水之战中，如按双方总兵力算，应该是88万对18万；如按双方在淝水主战场的兵力算，应该是约30万对8万。可留给大多数人的数字却是各取所需，成了88万对8万，以显得格外悬殊，但它只是经过包装的“真相”。
因此，在下怀疑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动五万人这个数字，很可能没有包括豫州刺史袁真的军队，证据如下：一、“夏，四月，庚戌，温帅步骑五万发姑孰。 ”袁真的军队并不是从姑孰出发的，应未算在其中；二、桓温本部先后在湖陆、黄墟、林渚三战中连败前燕军队，后又慕容垂麾下悉罗腾、染干津两次小战失利，军力不可能没有损耗，然后襄邑大败，折兵三万多，谯郡再败，又损失了一万多。三万多加一万多，再加上前面数战的损失以及少量逃回的部队，已经够五万了，而这些战事袁真军均未参与。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动的总兵力，其实是超过五万的。中天以此数字来做为刘裕动员的上限，恐怕不够客观。
北伐南燕 下
晋朝此次出动的北伐大军不但兵力较为雄厚，参战的各级指挥官也称得上人才济济，有刘裕的第一心腹谋士刘穆之，老友刘敬宣，还有一大批资历较浅的职业军官。由于京口举义的老同事们，如刘毅等人正渐渐变成刘裕眼中的异己力量，为了给将来摊牌做准备，刘裕的有意提拔忠于自己的新人，建立自己的班底。这其中有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檀韶、胡籓、朱龄石等人，还有北府将领孟龙符（孟昶的族弟）、向弥、蒯恩等，以及一位刚刚离任的临澧（今湖南桑植）县令王镇恶。
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的孙子，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按当时的观点看，这个出生日期很不吉利，因此他的父亲王休打算把他过继给远亲。祖父王猛知道后阻止说：“当年孟尝君田文也是恶月出生，后来却成为齐国的相国，这个孩子将来也可能兴旺我们王家的门楣。”并亲自给这个男孩取名“镇恶”，以毒攻毒。年纪稍长后，王镇恶虽然不擅长骑马，且**箭的准确度堪比国足**门，但熟读诸子兵书，谋略过人，果决善断，志向远大。前秦败亡时，他流落到渑池人李方家，曾对李方发下大言：“我若遇英雄主，必取万户侯！再回报今日的大恩。”而后，他与叔父王曜一起，南投晋朝，寄居于荆州。
在此次北伐开始前，有人向刘裕推荐这位王县令有将帅才干，刘裕便特意召见，一番交谈之后，大为欣赏，当晚留他住下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刘裕对左右感慨说：“我听说将门出将，如今见到王镇恶，方知此言不虚！”当即下令：王县令不用回湖南了，留在自己幕下担任中军参军。王镇恶终于遇上了他所等待的“英雄主”，开始了“取万户侯”的历程，只可惜最终的结局，他此时还预见不到……
再说刘裕带着这批精兵良将进抵下邳后，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哪一条进军路线，打进南燕的腹心地带。这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南燕中部偏南，有一系列东西向的山脉，通常称作鲁南丘陵，成为南燕防备南方军队进攻的天然屏障，它由泰山、鲁山、蒙山、沂山（此时叫作大岘山，岘字的读音为“现”）等组成，其中蒙山和沂山绵延较长，又彼此衔接，经常连在一起被称为沂蒙山。早在春秋第一霸齐桓公时代起，齐国为防备南方各国可能的进犯，沿着山势修筑了绵延六百多公里的大型防御工事，这就是著名的齐长城。
有不少文章称：传说在春秋时，齐国将军杞梁战死，他的妻子孟姜（按春秋时代的命名习惯，“孟”在这里是老大的意思，所谓“孟姜”，即姜家大女儿是也，并非姓孟名姜）来寻夫，哭得是天昏地暗，结果嘻哩哗啦一声巨响，齐国的这项重点国防设施被她哭倒了一大段！按这种说法，齐长城可算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豆腐渣工程之一。不过这种记载并不太可信，根据更可靠一点的记录，孟姜哭坏的是莒城城墙，不是齐长城；根据更更可靠一点的记录，则齐长城和莒城城墙都安然无恙。从齐长城留存到今天的遗址来看，其建筑质量是相当过硬的，当年的施工负责领导应该没吃多少回扣，所谓被哭坏应属不白之冤。这项优良工程，到十六国时代时虽然相当部份已经荒废，但其险要的地势仍在。要穿过这道屏障进攻广固，大约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中路：沿沂水而上，经琅琊，翻越大岘山，过临朐至广固。这是最短的线路，故后勤运输比较方便。但翻越大岘山要过著名的天险穆陵关，山道狭窄，号称两车不能并行，如遇南燕重兵阻击，突破将十分不易。
西路：继续沿当年桓温伐前燕时的水道前进，过梁父之后转向东北，可达广固。这条路有较长的水道可以利用，但要拐个大弯，路途遥远，而且会将自己的侧翼暴露在后秦与北魏的威胁之下，很不安全。
东路：向东北经东莞、东武，沿黄海海岸而上进入潍水，再从如今潍坊转向西，直达广固。这条路可以绕开山地，也不易受后秦或北魏的威胁，但路程最远，沿途多滩涂，行军补给均不方便。
刘裕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选择中路方案。全军在下邳下船，然后徒步行军，轻取琅琊，在沿途修筑了不少城塞，留军守卫，以保护后方的畅通。而后主力继续前进，向着天险大岘山进发！
兵出大岘 上
针对刘裕的这个进军方案，有人提出了异议：“燕军如果以重兵堵塞大岘山天险，或者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使我军深入之后，求战不能，攻城不下，补给无着怎么办？那时候不但难以建功，连全师而退都不容易！”
刘裕笑着回答：“这个情况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那个鲜卑小蟊贼已有的表现看，他只会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根本没长远的眼光。既然他前进的时候都只是想着多抢点儿东西，后撤的时候又怎么舍得销毁地里的庄稼？他认为我军孤军深入，势必不能坚持太久，所会采取的办法不过就是进抵临朐与我交战，输了就逃回广固死守，一定不会扼守险要或坚壁清野。而我军一旦越过大岘山，则士卒都知道，想回去已经不容易了，不拼命肯定没命，拼了命才能有命！带着这样的军队，与时时想着撤退逃走的胡人作战，还有可能不赢吗？这一点，我敢对诸位打包票！”
就差不多在刘裕夸下海口的同时，慕容超得知晋军北伐的消息，也在广固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一向没什么好名声的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却在此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上、中、下三条应对方案：
“吴地的军队（指晋军）一向轻快果敢，但持久作战的能力差，只利于速战速决，应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