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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在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卅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去，已经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最近北京出现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写大字报不写姓名，今天署名这个战斗队，明天署名那个战斗队，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的座谈会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开。
陈伯达同志：
有的同志让我多讲几句，我再讲讲，讲得不对，请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反对彭、罗、陆、杨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
半年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给广大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夺权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反夺权，因此要比量许多回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所以我们要有个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就夺完了。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甘心他们的灭亡。刚才江青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说过，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中国夺权斗争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国解放起，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革命群众接管，工人阶级接管。因此只有军事接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刚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都留下来了，还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的机关还保留了许多旧人员，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政权。如果他们的这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进城以前就警告了我们，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王光美是不是个糖衣炮弹呀？（大家答：是！打倒王光美！）（江青同志插话：王光美在桃园的经验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假的。她在桃园涂脂抹粉，挂项链，这是给我们无产阶级丢脸。）
有些同志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他们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地的道路。十七年来，除了旧人员继续起作用以外，有些人蛟化变质了。有些机关、有些单位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和他们代理人手中。毛主席在六二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正如十中全会公报所说过的，这是总结了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经验，还有东欧、东方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现在任何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让群众辩别他是无产阶级代表人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统治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夺过来。所有资产阶级垄断的权力，无产阶级要统统夺过来。主要是政权，当然还有什么财权等等。我们在十七年中，已经锻炼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以甩开那些不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这跟进城时不一样。那时我们把有些机构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现在凡是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都要斗垮它。所以说，夺权，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我们夺过一次了，还没有夺全，没有夺好。有的已经和平演变了。所以现在还要有个群众夺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我们识别了这个问题，群众识别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点出来。开始是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放了第一炮，在学校、文化界开始了夺权。毛主席发现了这张大字报，并且要马上广播，这样就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这是全国无产阶级夺权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但不会停留在这上面，运动继续前进。上海工人同其它革命团体一起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毛主席看到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这样就从学校的夺权问题发展到工矿企业一系列的夺权问题。有很多单位夺权得很好。从一个单位出发，引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就是这样。现在北京也在工业方面开始了夺权的高潮，是这样吧？（答：是！）当然，别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现这样的无产阶级夺权的高潮。要记住，我们是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有毛主席领导，群众这么多经验，我们夺权就一定会夺得很好。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一件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十月革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经验还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早，斯大林也没有搞，后来又碰到反对希特勒的战争。
毛主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阶级要夺取政权，一个反动阶级要搞反动政变，都要做舆论准备。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大肆吹捧俄国过去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象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却大肆吹捧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大肆吹捧美国的东西。这样就使许多群众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搞了反革命政变。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就是因为有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许多人脑子里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修正主义就容易腐蚀他了。赫鲁晓夫大吹列宁，那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篡改了列宁主义的灵魂。所以林彪同志说，苏联在列宁死后，没有普遍宣传列宁主义，这使俄国吃了大亏。我们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使我国群众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可以击退各种思想的侵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大家要继续夺权，哪些权不在我们手里，就要夺过来。庆祝胜利吧！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051） 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
1967。01。10
〖地点：人民大会堂。被接见的有造反派学生、工人、军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胡痴等同志。〗
接见开始时，王力同志宣读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拟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第二个文件是《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对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评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第三个文件是《人民日报》社论草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在会上向大家征求意见。文件宣读后，中央首长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