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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