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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被群众统统打死在大堤上。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这帮试图决堤的人经常搞串联，串联者不少没上大堤。水势退下去之后，地方干部和愤怒的地方群众把他们拽出来严刑拷问，这帮人也招了。他们承认知道此事。在中国“知道此事”就等于是同谋，如果是知道有人要造反而知情不举，人民党会饶他们一命。但是知道有人要破堤却知情不举，这就不是针对人民党，而是针对人民犯罪。
人民群众态度坚定，坚决要把这些人统统处死。人民党内部反对处决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小部分同志拧不过大部分同志，最终这些“知情不报”的家伙被当作同伙处死。唯一好在没有直接祸及家人。
对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北一辉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不太能想象这种局面，按照日本的习惯，身居高位的威胁者会说“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日本特有的腹语术。在人民党治下，貌似完全没有日本这种局面。
“几万群众聚集起来，要求处死一批人，那看着真的是激烈。”说起这个来，梅川上义也有些昂扬与肃然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虽然也有着对那些人的痛恨，不过梅川上义依旧被这种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局面震撼住了。
北一辉眼中都是羡慕憧憬的光芒，日本是没有这等数万规模的群众要求主持正义的集会。不用几万，几百人聚集起来，就会成为米骚动。日本群众会本能的向着打砸抢发展了。这倒不是日本群众没规矩，能集结数百人，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仔细看了这些告示，大多不是处决。令北一辉大感意外的是，居然还有处理根据地官员贪污犯罪的告示。眼睛瞪得溜圆，北一辉指着三张告示，“这，这，这是真的么？”
梅川上义挺自豪的说道：“当然是真的，人民党对害群之马从来不手软。如果缺钱的话，大可提出来。向组织上借钱，或者同志们组织捐款，都是可以的。侵吞公款，那是向组织犯罪，向人民犯罪。”
“可这里头还有收了别人钱帮着安排工作”北一辉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虽然这位并没有被判刑，不过公开告示上对此事可是猛烈批判，而且将这位开除出政府部门了。这种事情对于北一辉来说绝对不是错事，不过人民党与北一辉的看法好像很不一样。
“组织部对这种事情从不手软，这可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大事。政府招收人，每年都是公开的，自愿报名，公开选拔，有能者上。掏点钱混进队伍里头，哪里有这等事，这又不是捐官。”梅川上义对这些事情还是很满意的。
“人民党不怕乱么？”北一辉特别在意这种事情。日本革命者很难得到社会上主流的支持，就在于社会主流固然有诸多不满，不过与社会大乱相比，社会主流反倒站在了财阀与政府那边了。人民党这种严厉的手段完全是北一辉的理想。
“北君，你注意到一件事没有。人民党的所有惩处，全部都是针对一类人。就是扰乱劳动秩序的人。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地位，你扰乱了劳动秩序，损害了社会秩序，那就一定会被惩罚。我在人民党这里，真的学到一件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根据地，统治阶级是广大劳动者。根据地的制度是为了保障劳动者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而在日本，国家机构保障的是上层剥削者的利益。这就是两边本质的不同。”
“请梅川君赐教。”
人民党的党校和干校不是白开的，实施土改之后，基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基本平等基础上，人民党终于可以开展全方位的政治讨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劳动群众的定义，以及最后的社会产品分配。交易，包括行政成本，这些原本只有最高统治者之间口耳相传的知识全部向人民党与群众开放了。这在根据地里头引发了一场全面的大地震。国家营运这个简单而且复杂的体系终于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没有人能轻易的适应。
不过这时候陈克主席提出了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一切社会和组织的营运，都是围绕着生活这个核心展开的。我们每天都要吃要穿要用，所以每个人必须劳动，每个人必须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间来。谁都避不开的。”
既不讲人间天国，也不讲终极理想。陈克只讲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每个群众都能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关系。就连不参与实际生产的国家政权的“行政成本”这最容易引发矛盾的部分，大家心里头高兴不高兴，却也都能接受。
“我们农业部门，讲的就是你出多少力，才能种出多少粮食。不愿意深究的，可以比葫芦画瓢。愿意深究原因的，则可以去专门学习。农业部门提供的有培训。我们农业部门什么时候都觉得有干不完的工作。农民粮食打得多了，交那三成农业税也比较痛快。”
“人民怎么接受的行政成本？”北一辉对根据地怎么宣传的特别有兴趣。
“算出力啊。收税，运输，还有各个环节的劳动量。特别是行政部门也是和百姓一样的人，他们也得休息。这么一计算，群众觉得吃公家饭挺不错的，很多技术他们也不会，那个辛苦他们承担不了。而且出了错就要惩罚。大家也怕。中国的百姓真的和日本大不相同。既然做不到，中国百姓也就坦然接受自己干不了。”
“陈主席认为，绝对平均主义和公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道理中国百姓居然都能理解。那些嘴里说什么不公平的群众，到了能学习农业知识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去听的。我们强调的是劳动，劳动，劳动。例如土地平整，水浇地必须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你要是做不到肯定不行么。必须坚持这种科学的态度，这没什么人情可讲。讲了人情也没用，水总不可能倒流。没有倾斜角度的话，一下雨田就要被淹。这不是我们故意刁难群众。”
“不讲革命么？”北一辉极为不解。
“土地革命第一阶段的土改现在已经完成。发展生产力，推广科学就是现阶段的革命。”梅川上义回答的铿锵有力。他很喜欢这种没有风险的革命，一辈子这样革命下去梅川上义都没有意见。人民党定法令，建制度，明纪律，把革命引入建设轨道之后，梅川上义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者”。
这种劳动者的生产革命与北一辉需求的革命相差甚多，虽然充满了对人民党的赞叹，不过北一辉关心的是如何推翻现在的日本政府，“那么咱们日本同志里头负责军事行动的是谁？”
“是黑岛仁同志。可是他现在在江西。”梅川上义遗憾的答道。
“陈克主席对日本革命有什么看法？”
“现阶段是根据地建设，真正排上日程，只怕得是解放全中国之后了。既然我们要融入革命队伍，也不好说起这种事情。”梅川上义答道。
北一辉微微点头，这倒是个问题，日本同志如果整天吆喝着日本革命，明显是没办法在人民党里面混下去的，他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党对其他政党怎么看的？”
“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我只管农业，不管别的。”梅川上义回答的很干脆。党校干校里头组织纪律讲过那么多次，而且梅川上义也真的不知道人民党对其他政党到底什么态度。
如果是宋教仁的话，他就不会这么问。人民党的态度已经完全摆明在那里，那就是拒绝合作。人民党明显不爱用什么话术，上次宋教仁作为孙中山的信使，陈克已经明明白白的告知绝不进行政治层面合作的立场。
既然如此，华兴会的人就对到底向人民党索要多少武器和物资感到为难。华兴会对人民党有多大价值，就意味着人民党会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当年光复会的陶成章明确宣布离开同盟会，原因也就是陶成章向孙中山要发动起义的资金，结果被孙中山拒绝了。现在人民党更绝，连名义上合作的机会都不给。至少当年同盟会可是极力拉光复会入伙的。
“五千条快枪，十万两银子，还有二十万石粮食。差不多够咱们打垮满清在湖南的走狗了。”有同志把一份简单的单子递给了宋教仁。
宋教仁一点都不乐观，这个数目理论上大概能够满足华兴会的需要。不过也就是理论上而已，真正的计算起来，就算是增加十倍，华兴会也未必够用。最重要的是，这单子上没有列出华兴会最需要的子弹。
在上海的时候，一两银子大概能买五十发子弹。在湖南，这价格已经到了一两银子十发子弹基本都买不到的程度。制约华兴会战斗的关键已经是各种子弹。华兴会的枪支五花八门，装填方式从装火药和枪子的前装滑膛枪，到纸壳子弹，再到金属子弹，真的是应有尽有。与湖南新军那种统一制式武器相比，的确是落后很大。
幸得人民党占据了湖北，湖南新军断了子弹来源，这才给了华兴会机会。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补充，华兴会有信心打垮湖北新军。
“还是先把怎么使用这些物资的需求写清楚吧。”宋教仁说道。
“写那么清楚有何用处，不过是让人民党知道了咱们的虚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是啊，就算是写清楚了，人民党也未必给，还不如一次给他们一个明白。”
华兴会的同志着很是意气用事。不过宋教仁明白，这不过是大家不愿意做这些计划。每次实实在在的做计划，面临的艰苦局面就让华兴会感到生不如死。而且华兴会的骨干里头还有些岳王会的人，他们在华兴会里头大力散布对人民党的反对情绪，这也是华兴会始终没有和人民党尝试合作的原因之一。
“真的愿意和咱们合作，自然就合作。该给咱们的就会给。不愿意合作的，说破嘴皮子也不会给。”
华兴会的同志态度倒也挺坚定，特别是从胡汉民那里听说陈克与宋教仁当众闹翻之后，华兴会这种态度更加坚定起来。革命党人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么，总是不肯示弱的。
“人民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咱们现在提供不了任何好处给他们。我觉得胡先生说的对，咱们还是别指望人民党了。”
如果只是讨论人民党的态度，宋教仁还能接受，一听把胡汉民扯出来，宋教仁登时就不高兴起来。胡汉民性子激烈，某种意义上与孙中山很类似。孙中山就是要当民国总统，胡汉民则是认为自己最革命。这种态度其实很不容人。
“诸位，咱们既然来求人民党，那就真心的求上来要东西。我就问一句，咱们要是有现在人民党的势力，人民党求到咱们门上来，咱们给不给他们东西？”
众人沉默了片刻，终于有人说话了，“给是会给点的，不过绝对不会太多。”
宋教仁扫视了同志们一圈，这才说道：“对啊，我们求的就是给这么一点。至少我们希望他们给。现在去找别人，谁给咱们武器弹药？方才的单子也就行了，把怎么用写清楚。另外把弹药给我加上。”
陈克正在与安徽省委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宋教仁求见陈克。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把一份清单给送了进来。安徽省委的同志们把清单传阅之后，不少人已经露出了冷笑。
人民党刚起家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武器和物资，华兴会倒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