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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段祺瑞已经有了合作的打算，蔡元培拿出了一份东西，“段公，这里是孙文先生写的三民zhu义文稿，里头对政府组建很有想法。段公不如看看再说。”
段祺瑞不是不关心政治动向，他经常与王士珍通信，讨论的就是现在天下的政治构架。单以政治建设而言，人民党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在彻底摧毁了旧有的制度上，人民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建立起他们的组织。
能称为紧随其后的就是江苏的王有宏，在人民党攻下苏北之后，段祺瑞并不相信人民党会遵守与袁世凯的协议，保留苏南。结果人民党却真的遵守了协议。王有宏以宪政先锋张勋继承人的角色登上了苏南的政治舞台。好歹把江苏议会给维持到现在。也算是历经风雨。
王士珍认为这些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纲领，他们能够按照一套模式来组建政府。北洋的模式很简单，就是满清的一个变化。但是北洋素来重视工商，重视开设银行。在北方，袁世凯已经命人开设了好几个实业银行，投资给地方工商业，倒也有了些成效。
而浙江孤悬北洋之外，如果想完全模仿北洋的模式是不可能了。甚至经济上与北洋联成一体都做不到。段祺瑞直觉的感受到，他现在身担北洋重任，只能开创属于段祺瑞自己的浙江模式。到底选择怎样一个模式，段祺瑞始终没有头绪。
看着蔡元培热心介绍的三民zhu义文稿，段祺瑞哪怕是知道这是一个圈套，他也很想有所借鉴。心里头搏斗了片刻，段祺瑞接过了那份文稿。
段祺瑞终于接过文稿，蔡元培心里头大大的松了口气。自打1905年后，革命局势变化之快令蔡元培瞠目结舌。作为著名的学者，蔡元培坚信行动重要，但是理论更重要。遍观当时真正以推翻满清目标的革命党，孙中山已经是最能拿出理论基础的人。蔡元培宁肯暂时离开光复会，而与孙中山商讨，就是欣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
陈克这个青年当时根本就不入蔡元培法眼。更别说陈克自己根本也不投身光复会，而是单枪匹马的在上海搞起了自己的革命组织。就这么一个身无分文，靠向秋瑾卖表换取了几十两银子的青年。开场染布、制药，接着办学校，组建政党。再拜严复为师，去北京见了见世面，接着突然就崛起在安徽的水灾中。
等蔡元培再把目光转回陈克身上的时候，就眼见人民党猛烈崛起。大有席卷天下的模样。而与人民党保持合作的陶成章与秋瑾、徐锡麟等人，虽然屡遭挫折，却也在率领光复会脱离同盟会之后建起了功业。黄兴宋教仁1908年脱离同盟会，带走了作为骨干的湖南华兴会成员。原本位居革命领导地位的同盟会，在没有任何外敌打击的局面下竟然这么急速瓦解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孙中山并没有消沉。相反，他埋头著书立说，试图建立起能与人民党对抗的革命理论。蔡元培觉得帮不上忙，这才回到了浙江。却恰逢段祺瑞统领北洋第三镇杀进浙江，给了陶成章、秋瑾等人领导的光复会沉重打击。听到了陈克传的话，蔡元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袁世凯那里谈判的。却没想到袁世凯居然给了光复会存在的空间。
光复会从灭顶之灾中保住了存在，可局面变化给了同盟会最后一击。袁世凯与人民党突然脱离军事对峙，回师北京夺取了中央政权，同时大开国会。这下，曾经在日本闹腾革命的各个派系，以及革命青年们都看到了共和宪政的曙光，他们再也不管同盟会。要么倾向于已经实际确立的君主立宪，要么干脆就回国投奔北洋去，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蔡元培得到了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同盟会已经名存实亡。内部各个派系全部回国，参与到各省的议会争夺中。还固守同盟会的，只剩了孙中山、陈其美，还有北方以汪精卫为首的少数革命青年。
就在心急火燎的时候，孙中山突然把终于完成的三民zhu义这份革命纲领以及政治设计托人送给了蔡元培。蔡元培一看就决心以这个纲领来建设全新的浙江。
在浙南的日子里，蔡元培也研究了不少国内各个政治派系提出的纲领。陈克提出的纲领虽然不怎么对外宣传，但是也不是完全弄不到。蔡元培一看陈克提出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纲领，立刻就彻底反对了。吹嘘人民权力是一码事，但是以政治制度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是另外一码事。
劳动者必须至于知识份子，或者说蔡元培这类知识份子领导的地主士绅集团的领导之下。这是蔡元培真正认同的制度。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的确是劳动者，他们凭什么站到人读书人头上？哪怕只有这一点，蔡元培就与人民党划清了界限。
但是孙中山的三民zhu义却能让蔡元培从中看到理想。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构成的孙中山革命纲领，简称“三民zhu义”。
在孙中山的政纲中，三民zhu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扬起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间矛盾——既有帝国zhu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zhu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zhu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zhu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与三民zhu义对照看，蔡元培更加理解了人民党的革命纲领。人民党也提反清、反对帝国zhu义，不过这些都不是人民党的纲领，而是革命各阶段的任务。人民党“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核心纲领，以阶级斗争来达成反剥削的各阶段任务。只要被人民党认定为“剥削者”的，不管是满清还是帝国zhu义，统统是要打倒的对象。
无疑，这些就能解释人民党在土改中对地主士绅的残酷打击。地主士绅们仅仅是拥有了土地，就被人民党认为是剥削者，然后将地主士绅的土地尽数没收。胆敢武装反抗的地主士绅统统被残酷镇压了。
而孙中山的三民zhu义中的“民生主义”就让蔡元培钦佩无比。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
也就是说，地主士绅们还能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买卖中比原先地价高的部分，由国家收税，这些资金用于建设国家。
在蔡元培看来，人民党以政府直接主导土地营运，就是最大的剥削。人民党不仅掌握了政权，更掌握了经济大权，是个以革命为旗号，彻底实施独裁**的政党。其邪恶，只怕比满清还更加不如。
所以蔡元培跑来向段祺瑞推荐孙中山的三民zhu义纲领，就是为了不让浙江变成人民党的那种邪恶横行的省份。
段祺瑞对前面这些政治和土地部分毫无兴趣，这一年多的经验，让段祺瑞深知向江浙地主们收税的艰难。凡是实现不了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段祺瑞作为军人，坚持这种务实的态度。
不过看到后面政治制度建设，段祺瑞却完全来了兴趣。
应对三民zhu义，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他认为不该向西方那样采取三权，所以孙中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
段祺瑞虽然不懂商业，却不是不懂政治。
在段祺瑞看来，孙中山提出的考试制度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考试制度是选拔官员的方式。由专门设立的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考试院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
至于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
这就是给掌权者大开方便之门么，只要段祺瑞控制了考试院与监察院，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官员选拔。
至于孙中山弄出的议会，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可这个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
段祺瑞觉得这孙中山实在是个妙人，弄出一个看似位高权重的总统，但是却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掌握不了。而只要段祺瑞掌握了军权、考试院与监察院，再在议会里头有一定的支持者，这就完全架空了议会和这个所谓的总统。表面的权力很可能归所谓的议会，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这玩意搞起来之后，段祺瑞只用看议会闹腾就行了，他手握重兵，谁能动他分毫。而且掌握了官员任免的段祺瑞大可自行其是。实在是顶不住了，把议员们清洗一番，换批人上台充场面就够了。
这孙文真的是个革命党么？段祺瑞好奇的想到。
如果浙江采用了陈克的模式，不用说，用“劳动人民专政”的制度号召起反对剥削的穷老百姓，可以海潮一样吞掉新军第三镇。这当可称为革命。如果是浙江王有宏搞起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哪怕内部闹成一团，哪怕是因为军力不足而不敢挑战人民党，但是在防备浙江的新军第三镇方面，江苏议会倒是很团结的。也算是形成了集团。
可是这五权分治，到底分治的是段祺瑞，还是分治的地主士绅？段祺瑞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想到这里，段祺瑞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见到段祺瑞笑了，蔡元培连忙说道：“段公，在下有一得之愚，想与段公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