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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夺回了安庆与池州，弹劾恩铭是应有之意。倒未必是对袁公有什么恶意。而且朝廷准备让张之洞做军机大臣，张之洞弹劾恩铭，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想让他的人出任安徽巡抚罢了。”
“原来如此。”袁世凯眼睛一亮。军机大臣看着位高权重，是无数人钻营的目标。但是对于袁世凯和张之洞这等“外臣”来说，却是个明升暗降的安排。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掌握一镇新军，门生故吏遍布朝堂，虽然身在朝外，反倒能够遥控朝局。但是现在他身在朝堂，虽然地位看似高了，反倒要受到诸多掣肘。如果一旦交出湖广总督的官位，张之洞反倒没了直接的支持势力。袁世凯精通官场上的权术，只是现在被四面围攻，心里头一时没有想开。听了王士珍的点拨，袁世凯恍然大悟。
有些事情想明白了，就不必继续说下去。只要王士珍判断的没错，张之洞只是希望在安徽巡抚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人，那么具体该怎么执行，袁世凯轻车熟路，根本不用询问王士珍。只要摆脱了张之洞的敌意，袁世凯就可以专心应对自己最大的政敌岑春煊。
想到这里，袁世凯松了口气。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解决与张之洞的矛盾，既然张之洞已经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袁世凯觉得今天来吊孝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并没有继续谈话的想法，王士珍虽然是袁世凯的心腹，但是王士珍本人却不擅长阴谋诡计。更准确的说，王士珍根本不爱参与到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里头。对付岑春煊需要的是恰恰是阴谋诡计，所以袁世凯就准备告辞了。
没想到袁世凯刚要告辞，王士珍却问道：“袁公，你准备怎么对付安徽的人民党？”
“嗯？聘卿这是何意？张之洞已经派兵夺回安庆池州，想来他们不会放过人民党的。”袁世凯敷衍道。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敷衍自己，满清朝廷调动新军镇压叛乱是需要出钱的，新军现在都在各地的地方手中，调动一次耗费甚大，所以除了民间的大起义之外，对于地方的小叛乱都是责令地方镇压。但是这次安庆的叛乱，人民党下手极狠，先端掉了安徽梳，把安徽识官员一网打尽。而且人民党在时间点上又把握的极好，安徽属于两江总督管理，去年的大水灾之后，有至少三百多万灾民在各地流浪。各地民间的造反此起彼伏，两江总督瑞方根本就顾不过来。加上占领安庆与池州的岳王会和光复会居然只是据城自守，等待外地相应，根本没有能够实质性的扩大地盘。所以镇压工作最后居然落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统领的湖北新军头上。张之洞能够派兵去夺下长江沿岸的安庆与池州，但是张之洞绝对不会派兵深入安徽，去攻打凤阳府的人民党。
王士珍很清楚袁世凯的难处，即便贵为北洋大臣，统领北洋集团，袁世凯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但是王士珍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袁公，陈克的事情我查过，一年前他的部众顶多百十人，但是不到一年就能灭了安徽新军。他一无钱、二无粮，能办到这等事情。朝廷若是对人民党坐视不理，再给他半年一年，陈克定然能成了气候。”
“那聘卿准备怎么办？”袁世凯对王士珍有着足够的尊重。
王士珍回答的很坚决，“袁公，不妨让张勋来斩草除根好了。”
听了王士珍的话，袁世凯眼睛一亮，“如此甚妙。”
从王士珍家里出来的时候，袁世凯心情很不错。只要能解决了张之洞的问题，袁世凯就可以专心对付岑春煊。坐在马车里头，袁世凯在心里头重新理了一遍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朝廷确定立宪之后，朝野内外都知道这将是决定未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立宪的特点无非是“责任内阁”，说的更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曾经把握在满族贵戚和中央政府手中的权力，要以“立宪”的方式正式转到内阁与各省议会手中。庚子年东南自保，实质上确立了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半**姿态。只要过了淮河，除了几个通商口岸还能够勉强掌握在朝廷手中之外，地方上的财政大权根本就是半**性质的。
这几年，这种局面还只是大家默认的状态，一旦立宪之后，将以法律的形势确立这种政治格局。大权独揽的清廷将把大部分权力转移给内阁与地方。
对于立宪，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一定要统揽中枢，他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庆亲王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
但是这等大事，其他势力绝对不会坐看袁世凯北洋集团独揽大权。以瞿鸿禨与岑春煊为首的这批人自诩“清流”领袖，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当时还在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自然是不言自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流”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清流”们竟然在中央率先取得了先机。上层走不通，但是袁世凯夺取地方上实权的行动却因为有奕劻的合作而一帆风顺。1906年9月11日，先是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眼见着就能把东三省的大权掌握在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手里。
但是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云南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依然安坐不动。
几天前，也就是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彩，这可是一个大肥缺，邮政系统收益丰厚，在当前的局面里头，谁能够掌握了邮传部尚书，谁就能让一大批人转投到自己门下。袁世凯是绝对不肯放过的。一旦夺下邮传部尚书，袁世凯相信自己能够在朝廷里头掌握到足够数量的支持者，彻底压制住“清流”，夺取立宪主导权。
不过越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敌们的反扑也是越猛烈的。据袁世凯的眼线禀报，岑春煊准备进京了。这个被称为“官屠”的岑春煊所任之地，杀官无数。硬生生用所谓“贪官污吏”的血，染红了曾春煊的顶子。袁世凯对这种沽名钓誉，刻毖恩的人素来没有一丝好感。岑春煊号称清官，他杀的怎么都是敌对派以及不服从命令的官员。说白了这还是党同伐异么。可笑时人被岑春煊的假面貌所蒙蔽，居然弄出一个什么“南岑北袁”。真君子能不听朝廷的调令，躲灾上海装病么？想到自己居然不得不和曾春煊这等伪君子相提并论，袁世凯只觉得一阵恶心。
但是曾春煊这等伪君子，全力一击的时候绝对不可小看。袁世凯本来也有不少准备，却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有了些破绽。前年陈克进京的时候，袁世凯看着陈克是老友严复的弟子，又是河南人，人看着也很不错，颇有些世家弟子的风范。他一时心软，竟然帮陈克说了媒。万万没想到陈克转头就跑去安徽造反。现在朝廷里头已经是党争，党争的特点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谁给你讲理啊。岑春煊一旦抓住这个小辫子，定然要大肆利用。王士珍担心陈克成了气候，袁世凯很能理解王士珍的担忧的原因。但是现在这个局面，袁世凯宁肯谁都不知道陈克在安徽造反，只要能夺取立宪的主导权，那时候袁世凯大权在握，自然可以派兵消灭陈克。不论陈克多有能耐，袁世凯坚信，北洋军只要出动，就能轻易的剿灭陈克。可是当前的局面下，恰恰是袁世凯最不愿意让陈克的事情轰动天下的时候。
在心里面梳理着这些事情，袁世凯觉得心情逐渐平复过来。想想王士珍的建议倒也不错。张勋现在就任江南提督，麾下统帅驻扎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前一段时间因为安徽水灾，加上南京的五万多灾民因为饥饿闹事，又加上在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内部严查革命党。张勋这才动弹不得，现在湖北新军既然已经夺回了安庆，是不是该让第九镇出兵，消灭人民党呢？
仔细想来，袁世凯又觉得不妥。如果让第九镇消灭人民党，那就得让湖北新军退出安庆与池州。毕竟安徽是归两江总督管，湖北新军作为湖广总督的部下，光这个事情本身就有扯不完的官司。既然袁世凯要和张之洞达成妥协，就得给张之洞面子。想来想去，袁世凯觉得还是不能动用第九镇。如果不能动用第九镇，那剩下的选择只有各地的防军练军与绿营可以动用。但是动用这些兵力的话，还不如动用第九镇呢。
现在朝廷出兵的问题不是没有兵，而是没有钱。这几年也不是没打过仗，但是每次打仗之后，因为军费问题，都要闹出好大的事情。袁世凯就借1904年西征军费的事情弹劾过岑春煊。现在若是袁世凯敢发动这么大的阵仗，那简直是给曾春煊上好的借口。张之洞之所以能以湖广总督的名义出兵，不就是因为张之洞这次出兵没向朝廷要军费么。张之洞可以这么干，但是袁世凯不能这么干。
思前想后，袁世凯不得不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时对陈克的事情置之不理。只要湖北新军还在安庆，想来陈克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要能够获得立宪的主导权，那时候袁世凯想干什么都可以。
“陈克，只要你不把事闹大，就让你再多活几个月。”袁世凯心中愤愤的想着。
远在安徽的陈克并不知道袁世凯对自己又放了一马。陈克的历史并不咋样，他对于决定满清命运的“丁未政潮”一点了解都没有。而且陈克既然跟了毛爷爷的人民革命路线，那么人民革命是要发动人民，光贯彻这个纲领，人民党这个十分稚嫩的组织已经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即便是陈克知道历史，他也根本无力介入这场满清的内斗去。
陈独秀行动极为快捷，他一到了合肥根据地，见到合肥党委书记秦武安之后，立刻要求见陈克。他也不管秦武安是否愿意，立刻就要出发。秦武安也完全没有办法，岳王会来了一千多人，合肥根据地是新开辟的。部队现在已经下到了地方上去。合肥城里面连干部带部队，总共不过三百多人，这一千多人的岳王会驻扎在合肥城外，秦武安自己根本不敢动事。他只好派人护送陈独秀等岳王会的几名主要干部前往凤台县，自己一面工作，一面暗自防范岳王会的部众。好在岳王会出来前带了不少粮食和钱财，加上陈独秀走的时候带了岳王会里头的强硬派，柏文蔚与常恒芳等人。让比较温和的熊成基